台灣少年工吳迫(左二)接受訪問後與團隊成員合影 。(圖／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作者/陳婉真
他名叫吳迫，來自雲林麥寮，昭和3年（1928年）出生，雖然已經年逾九旬，有人來訪絕對是西裝畢挺接客，本來已經在餐廳訂桌招待我們，被我們婉拒，他改買便當和我們共食，邊吃邊說太怠慢了，然後取出一瓶酒，因為每餐小酙一杯已經成為他的日常習慣。
完全是一派海線アニキ（大哥 aniki）的作風。他的精彩人生也因為戰爭中赴日擔任製造飛機的「少年工」而更加精彩。
「要說我的故事，講起來真會流目屎。
台灣高座會去年在高雄舉行台灣少年工顯彰碑揭碑典禮時所使用的圖片，圖中少年工即為吳迫。(圖／陳婉眞翻拍)
我一直到10歲還沒有讀書。10歲那年，麥寮國民學校老師家庭訪問時，發現我還沒入學，特別請父親讓我上學。
老師名叫蘇謝良時，他不但幫我出學費，還送我筆等文具。我因為家貧，每天一大早要賣炸粿，中午賣枝仔冰，學校規定學生進入學校後就不准出校門，我是特許的。
我每天早上5點出門，到炸粿店批炸粿，每6塊批我5分錢，我沿街叫賣，1塊炸粿賣1￠，中午又外出去叫賣枝仔冰，這樣每天可以賣好幾十塊錢交給父親貼補家用。
吳迫保留由台灣高座會斗六及虎尾區會和雲林縣文化局主辦的聯誼大會手冊封面。(圖／以下均為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翻拍，吳迫提供)
有一次我透早賣炸粿時碰到老師，他給了我5￠買5塊，我照批價給老師6塊炸粿，老師立刻退還我一塊，他真正是我的恩師。」吳迫說。
當時麥寮國民學校是1到3年級由台灣人老師授課，4至6年級則由日本人老師教學。他的日本人老師名叫有田春男，戰後回日本還當過九州故鄉的教育局局長。
雖然家貧需要半工半讀，吳迫的在校成績可是名列前茅，高年級時都擔任級長（班長）。
「有田老師對學生非常好，他很少打學生，通常最嚴重的懲罰就是『團體制裁』，讓全班學生閉目沈思，自我檢討。
唯一看到他打人的，是一個當過級長的同學，考試後老師發試卷時，因為自覺考得不好，竟然從老師手上拿到考卷後，立刻把考卷撕掉。老師把他叫回來，打了一個巴掌，這一巴掌讓我印象深刻。
吳迫展示他所保留有關二戰期間台灣少年工的相關資料。
戰後老師被引揚（遣送）回日本時，雖然只能帶很少量的行李，他卻帶著學生的照片回國，在海關被阻止，老師一再爭取，說學生們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樣，他要帶回去作為永久紀念，爭取了很久，海關才同意放行。
後來我們得知他初回日本時生活很苦，同學間知道以後，很多人到日本時都會特地去看老師。
他60歲生日時，我特別邀集了13個同學帶著另一半，一起到日本幫有田老師祝壽，老師以為是另一位個性較活潑的同學發起的，給了他10萬元日幣致謝，後來知道是由我主催的；他又給我10萬元，叫我代表他在機場請同學喝涼水。
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大家生活情況較好，和老師之間的交流更是頻繁，每年都去，果然師生之間情同父子。」吳迫說。
吳迫16歲國小畢業後，總督府透過各學校召考少年工赴日造飛機，言明半工半讀，結業後可取得工業學校畢業證書。有田老師帶畢業生5人到虎尾考試，只有吳迫一個人獲得錄取。
珍藏八十年的模糊照片，記憶卻是深印腦海中。
為了幫助吳迫家計，他畢業第二天，有田老師就介紹他到地政事務所擔任保安林的調查工作，導致他漏接了少年工錄取報到的通知單。直到雲林地區50名少年工被集合到青年旅社時，發現少了吳迫一人，那時有田老師已被調往虎尾糖廠的學校教書，派出所花了一番功夫才查出吳迫家的地址，找到吳迫老爸，老爸趕到保安林找了一個多小時才把吳迫找到，匆忙帶他去報到。
「父親看到每個同學都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有肉脯、糖果等，我的小小包袱巾只包著兩套換洗內衣褲，父親不禁掉下眼淚，看到父親哭，我也跟著哭了。」雖然是80年前的往事，吳迫回想起來，還是難忘當年的父子情與辛酸淚。
吳迫是第四期赴高座的同學。前三期主要是日本人及高等科或中學畢業生，第四期以後才是國小畢業生。他使用的日本名字是吳島博。
由於戰後美軍軍管日本，台灣少年工們爭取成立"中華民國高座台灣省民自治會"，為方便美軍需求，會員章背面以英文記載。
初到工廠，印象最深的是高高的大烟囱，他原本以為那是工廠烟囱，後來才知道那時工廠還未蓋好，烟囱是供宿舍和廚房燃燒鍋爐使用的。
吳迫在經過訓練後，被編入「組立組」，也就是專門鎖飛機機身的螺絲，也曾被派往三菱重工廠，不久又派回高座海軍工廠。
吳迫自己說他比較「鬼頭鬼腦」，因為單調的組立組工作他做膩了，於是裝病，每天往醫務室跑，結果被送回高座廠，負責管倉庫。
管倉庫又太閒了，他有空就利用現有的「白猴油」（一種食用油，正確名稱為白絞油，日文:しらしめゆ），加上一些蘇打粉，煮開放涼後就可以做成肥皂，切成小塊分送給同學們使用，還相當受歡迎。
「雖然派到三菱重工，我們可以多領一些出張費（出差費），但管倉庫當然舒服多了。只是很遺憾的，我們很多同學都被派往三菱和另一家中島飛機廠，這兩家工廠在戰爭中都被轟炸，都有我們高座會的同學被炸死，後來他們都被入祀靖國神社，我們每次到日本，都會到靖國神社去參拜。」吳迫說。
吳迫也目睹日本戰敗後的慘狀，「全日本看不到男人，全九州看不到小孩。」而少年工們則自組「中華民國高座台灣省民自治會」，和日本官方交涉，也因為和美軍最早登陸接收的厚木基地很近，常和美軍有接觸。
「美軍稱呼我們是『China boy』，我們有時也應他們的要求，帶他們看我們戰爭中使用的防空地道。平常沒事，我會搭免費火車（因為中華民國變成戰勝國）去青森買蘋果，或是去甲府揹葡萄回來賣。我們有不少同學戰後就留在日本，娶日本女性為妻成為日本人，沒回來。
我會回來的原因是父親心臟病（其實是心病，想兒子），我回台灣，他的病就好了。」吳迫笑著說。
中華民國高座台灣省民自治會員章正面，是戰後高座少年工自己成立的自救團體。
剛回台灣時，他曾經和父親一起做粗工，也曾做小生意。有一段時間他每天半夜12點騎著腳踏車從麥寮出發，那時西螺大橋還未完工，他搭渡船過濁水溪到員林時剛好天亮，用腳踏車載滿三籠水果，一籠賣完是剛够本錢，一籠支付渡船費，另一籠才算是利潤。
他成家後也曾和太太賣檳榔、賣餅，最後在麥寮菜市場開設一家「再來商店」，經濟上算是站穩腳步。
1980年代初，許文志擔任縣長時，吳迫開始參與地方公益事務，籌組麥寮鄉老人會，由縣府補助1百萬元，老人會再向在地人士借支50萬元，在吳迫任內興建完成麥寮鄉老人會。由於他完全是義務職，表現出色，吳迫還獲聘為兩屆的雲林縣老人會總幹事。
吳迫全家福。
吳迫保留了很多高座會時期的原始資料，前不久「台日交流高座之友會」（台灣高座會第二代發起的協會）理事長何敏豪特地去參觀他的收藏，並透露其中一張台灣少年工站在他們自製的飛機上的照片，該名少年工就是吳迫本人。吳迫則說，因為年代久遠，他忘記了。
那是日本教育世代台灣人謙虛的展現。而那一代的克勤克儉與突破萬難開創新局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代人緬懷與學習。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