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雜誌談1970年代台灣所經歷的過往（六）／龍城飛

龍城飛

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為革新版第一期，其中延伸出「神州詩社事件」話題，此集討論馬共（馬來亞共產黨）。

筆者此次相關《大學雜誌》事宜寫作，原定6集，今已屆滿，由於尚需稻粱謀，時間不夠，答應讀者之專題，盡量每月中下旬刊出一篇，有馬華文學、鄉土文學論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等。

【一、關於馬共】

關於馬共（馬來亞共產黨，CMP-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的發展過程，是一段相當複雜的歷史，要在幾千字內講清楚，相關人等都知道是不可能的。由於馬共最後以「和平喜劇」收場，其過程得到許多研究東南亞歷史的學者重視，因為這樣的例子幾乎沒有先例。本文簡述於馬共發展過程、與中共的關係、戰後馬來亞華人的處境以及合艾協議議題。

馬共的創立與發展和蘇聯與中共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於1920年代創建的馬共屬於第三國際的反帝反殖世界革命一環。最早，共產國際差派越南華裔共產黨人胡志明在英屬馬來設立馬來亞共產黨小組，另有一說馬共起始為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後來馬共定1930年4月30日為創黨日，黎光運為第一任總書記，有黨員1500人。1931年共產國際派候補執行委員越南華人萊特（Loi Tak）指導馬共，期間英殖民政府多次逮捕馬共總書記，1939－1947年，萊特擔任總書記。1945年8月，戰後，馬共內部分裂，親中共派主張以武力奪取政權，萊特領導的溫和派主張聯合陣線，循憲政發展。1947年馬共內部懷疑萊特的忠貞，萊特潛逃，至泰國時被擊殺。馬共由年僅24歲的陳平領導。

陳平（王文華）1924年生於英殖民地馬來亞霹靂州實兆遠（與1954年生的溫瑞安出生地美羅不遠），父親福建福清人。陳平1940年加入馬共。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陳平擔任馬來亞抗日游擊隊領袖，與英國情報單位第136部隊（Force 136）從事叢林抗日軍事行動，戰後陳平獲英帝國勳章。1948年2月莫斯科令在馬來亞、緬甸、印尼、菲律賓等地共產黨相互策應，採取中共的游擊戰，進行武裝奪取政權。1948年6月18日英馬來亞宣布「緊急狀態」，大肆逮捕馬共。1949年，陳平領導馬來亞民族解放軍，實施農村包圍城市策略，歷經12年，馬共未能佔領重要城鎮，主要原因為英馬來亞在叢林邊緣地區設立新村（New Village），強迫叢林居民遷入園丘、礦場、城市周圍以及被規劃的新村地區，以截斷馬共的經濟與情報支持，並為撲滅馬共，在全馬各地實施大檢證。1953年6月，陳平率馬共進入泰南。

1955年，英國治下的馬來亞首次普選出聯合邦自治政府，9月馬來亞聯合邦政府領袖東姑․阿都拉曼（1903－1990）主張大規模赦免共產黨員，陳平表示馬共鬥爭對象是英國，不是馬來亞政府，欲通過談判取得馬共合法地位。馬共與自治政府代表東姑在北馬吉打州華玲縣舉行談判。馬共提出要求承認馬共為合法的政治組織，可以組成一個新的不叫「共產黨」的政黨，馬來亞當局拒絕，東姑要求馬共「投降」，談判破裂，馬共回到叢林。

馬來1957年脫離英殖民獨立，成立馬來西亞聯邦，馬共與馬來西亞政府作戰，過程中中共支持馬共。馬來亞人盼望新國家創立與發展，多不支持以華人為主的馬共。馬共發展過程中成員普羅華人日增，這個現象十分重要，一般的印象華人好經商與安逸，偏向與政治與軍事優勢者妥協，而採取「叛亂」的可能性低。筆者認為當時馬來的底層華人在殖民者的政治、經濟壓迫以及馬來人的排擠下，馬列毛主義是幾乎唯一可以「出頭天」以改變其社經地位的選擇。筆者閱讀一些馬共的回憶著作，對於其所謂「馬來國家」的組成，似未釐清與馬來當地種族與宗教衝突的問題，可能在馬列意識形態上認為國家組成主要是階級問題。然而如果當年馬共革命成功，其「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是否會「排馬」？或在東南亞成立一個和中國共產黨親善的自治邦或加盟國？受到相關國家的高度關切。戰後國民黨方面由谷正綱（1902－1993）出面組「反共聯盟」，筆者尚無時間查看馬來西亞由於有馬共之患，是否曾參加「反共聯盟」？

【二、馬共與中共的關係】

由馬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城（單汝洪，又名阿海，工人出身）的回憶錄《我肩負的使命》（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7），其中說：「1948年11月，黨中央派我前往中國北京治肺病，同時肩負馬共中央代表與中共黨聯絡的重任。1949年初，根據黨總書記陳平同志交代與中共聯絡人連貫約好暗號，我去九龍彌頓道找喬木（喬冠華）…7月，進住中南海懷仁堂後院，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三室主任連貫，副主任王任叔（巴人）等熱情接見。…幾天後，專責與馬共聯繫的中共華南局書記廖承志同志到我住的地方見我。…一天傍晚，同桌吃飯的有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羅邁），副部長廖承志、徐冰（邢西萍），處長童小鵬等。…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成立大典，我作為馬共駐北京代表，應邀前往天安門觀禮。」這段話說明當年中共對東南亞共產黨的高度重視情形，中共建政前夕，斯大林鼓勵毛澤東指導東南亞的革命工作。

期間，阿城參加第一學習組，組長連貫，支部書記許立，副書記李啟新。授課者為中共中央領導人，課程內容是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群眾運動等，學習組包括七個小組：越南勞動黨、泰共、菲共、印尼共產黨、印度共產黨、柬共、馬共。學習資料以《毛澤東選集》為主，包括《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黨八股、《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白區工作方針、《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井崗山的鬥爭》、《團結一切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五四運動》、《大量吸知識份子》、《為人民服務》等。…陳毅將軍授課…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共殲國民黨軍55萬餘人。…1955年底，學習班順利完成所有課程。」之後，一直到1960年5月，阿城回到馬共基地，他說：「按計畫，這次我回部隊的其中一個任務是接替陳平同志的領導，根據中央決定他將去見毛主席。…1960年12月31日晚，部隊開晚會歡送陳平同志出國。」1961年2月陳平赴北京居住。1961年10月，阿城領導的部隊和泰馬聯合部隊有短期的接戰，之後開會討論8月份陳平從北京發來的電報《有關新方針等問題》：「毛主席極其關心。」

這裡可見在中共建政前後，馬共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共產黨開始接受中共的培訓與支持過程，時間拉得很長。期間中共甚至可以調動這些地區的共產黨領導人「回京述職」，並安排新的領導人，說明中共當年對於東南亞共產黨的支配性，仿若傳統中國朝貢體制。如果不是閱讀馬共相關資料，筆者不可能有機會了解中共在戰後與東南亞地區共產黨的關係，細節部份還待新的資料出土以及進一步的研究。1979年初，中共發動「懲越戰爭」，《我肩負的使命》中有少量敘述，但立場偏向中共。「懲越戰爭」牽涉到中共、柬共與蘇聯多方問題，然是否亦與中共長期對待越共的方式有關，值得一看。

【三、戰後馬來亞的複雜生態】

蕭新煌教授主編的《東南亞的變貌》（中研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2000，頁541）中說：「1957年8月31日馬來西亞聯邦（Federation of Malay）脫離英國殖民政府而獨立，在馬來民族的要求下，馬來亞聯合邦延續了英國殖民時期給予馬來人的保護及特殊地位，此為該國社會中的族群衝突提供了憲法基礎。而華人對馬來西亞的建國有決定性的功勞，當時人口佔38％，但在制定憲法時失去良機。1960年華人政治力量分散，1970年代馬來人完全掌握了政治優勢，進一步削弱華人的教育、經濟權益。」

前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教授說：「馬來西亞誕生後，華人割棄與中國的聯繫，完全認同新的國家，嚮往建設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但是新國家並沒有給華人帶來平等待遇，這使他在摸索現代化道路上更有意識去維護自己的地方傳統。新加坡建國後，華人在不穩定的區域裡和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確立明確的國民身份。」學者何國忠說：「馬來人認為中華文化的認同與馬來西亞國家的認同是不相容的。」學者李元瑾說：「新加坡華人在政治上是進入了主流，但他們的傳統文化卻在現代化道路上是邊走邊丟失。」大陸學者廖小健說：「馬來西亞政府採取從教育、政治到經濟循序漸進的、較為溫和寬鬆的政策，逐步提高和鞏固馬來人的地位，對華人社會的衝突相對沒有那麼猛烈，華人的反彈也沒有強烈到要訴諸暴力或引發社會動亂的程度。」相對來說，馬來西亞的種族政策尚稱溫和，未至排華程度，1969年513事件中的馬華衝突，規模還在管控之內。

筆者思考，戰後英殖民政府在離開殖民地時，分配政治權益過程中是否刻意製造當地族群對立？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長期衝突即是一例，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戰期間，日軍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次日迅猛攻入東南亞，英軍潰敗。1942年4月，國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率部赴英屬緬甸指揮仁安羌之戰，擊退日軍，救出7000餘被圍英軍及500多名西方記者和傳教士，孫立人被英軍和美軍稱為「中國的隆美爾」。英136部隊與馬共游擊隊抗日，居中翻譯斡旋的林謀盛，為國民黨軍統局人員，在為盟軍收集日軍情報行動中被日軍捕獲，嚴刑拷問致死。戰後國民黨方面未曾想到向英國要求在東南亞相應地維護當地華人權益，甚應成立一個以華人為主的邦國。戰後華人在東南亞普遍處於非常弱勢地位，使得當地華人生活與事業發展皆受相當限制，由是許多共產黨由華人組成，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之後新加坡獨立且表現優異，證明華人一樣可以治理國家。國民黨自認長期與英美親善，抗日戰爭與國共戰爭中，中國皆未獲得英美足夠支持。中共建政後立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者即為英國。日後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及美國與中共建交事上，顯示出國民黨治國缺乏主體性，往往劃地自限，不敢與美國說「不」。不過，總體而言，國民黨撤台後的僑務工作確實做得相當不錯。2000年後，民進黨接續國民黨體制與思維，然一切以台灣本地為主，更無發展中國志願，只能全然依賴美國，使得台灣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保護國。

【四、合艾和平協議】

文革結束後中共停止輸出革命，馬共長期在內陸叢林中生存，正規部隊不及千人，生活條件落後，已無成立國家條件。1989年，大馬政府和馬共在合艾展開和談，簽署《合艾和平協議》，馬共解散，部分成員回馬，部分在泰馬邊境落戶，此事中共是支持的。

關於《合艾和平協議》，筆者參考2002年11月在新加坡出版，馬共成員方山主編的《見證和與回馬》，這本書相當珍貴，是筆者所謂馬共以「和平喜劇」收場所描述的過程。其中〈前言〉很感人：「我們離開家鄉，那是對鄉土遠景充滿了愛！現在回來，無非是濃烈的鄉情化不開。我們對自己的祖國母親愛得深沉，只要一息尚存，都要為她鞠躬盡瘁！」方山所說祖國是馬來西亞、新加坡，還是中國，筆者不能確定。馬共等人在叢林中與馬來西亞政府對立數十年，接受中共支援，方山等華人最終選擇的認同還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奮鬥於斯的馬來亞，筆者內心中雖有些許的疑惑，然也認為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見證和與回馬》中說：1989年12月2日，泰王國政府、馬來西亞政府和馬來亞共產黨三方面在泰南的合艾市簽訂了《合艾和平協議》，同時發表《聯合聲明》，表明三方基於和解與和平的共同願望，結束了馬共長達41年的武裝活動，實現了馬來西亞全境和泰馬邊區的和平，這也意味著自20世紀50年代「華玲和談」懸而未決的我國國內武裝對抗問題，終於得到了光榮的和解。

《馬來亞民主之聲》電台在1989年12月底陸續播出的是：1、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90年新年祝詞；2、本台社論：和平協議簽署的歷史意義；3、本台致廣大聽眾書：始終為和平民主事業而奮鬥；4、報導：陳平同志在第十二支隊；5、報導：兩位日本國際主義戰士即將回國，安度晚年。1990年1月1日《馬來亞民主之聲》向各界祝賀新年的同時，宣布它已經完成歷史任務而從此停止播音。

在「本台社論：和平協議簽署的歷史意義」中，說明「泰王國政府、馬來西亞政府和馬來亞共產黨三方面的代表團，經過近一年的談判，終於達成了兩項關於在我國和整個泰馬邊境地區停止一切武裝活動和實現和平的共同協議。陳平同志代表共產黨莊嚴的宣告：作為協議的簽署者之一，我們保證嚴格履行協議，我們將解散武裝部隊並銷毀武器，以表示結束武裝鬥爭的誠意。」

在「報導：陳平同志在第十二支隊」中，說明「1989年12月19日上午11時25分，當我黨領袖、敬愛的陳平同志和吳一石同志等一行，抵達第十二支隊營地時，由70位戰士組成的迎接隊伍立即歡騰起來，在指揮員的口令聲中立正，用最隆重的軍禮向身穿軍裝的陳平同志和吳一石同志及陪同來參觀的貴賓們致敬，4位女同志趨前獻花。晚上，第十二支隊營地燈火輝煌，到處是歌聲。」

在「報導：兩位日本國際主義戰士即將回國，安度晚年」中，說「馬來亞人民軍裡的兩位日本國際主義戰士，田中清明和橋本惠之，將於1990年初告別40多年來生死與共的馬來亞戰友，返回日本。田中清明同志1911年5月25日出生在日本九州，1937年服兵役，1938年被派出國，先後到過朝鮮、中國北平、上海、南京、武漢，1940年因病返回日本，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三次被徵入伍，先後到過海南島、台灣、菲律賓和爪哇島。1943年回日本，1944年8月被派到馬來亞，1945年9月16日，他和一批日本同事一起光榮地投奔了人民抗日軍。田中清明同志在日本的親人有妻子春世、大女兒清子和弟弟田中國勝。橋本惠之同志1917年4月8日出生在日本橫須賀一個海軍軍官家庭，父親退役後當中學教員，因參加社會活動遭校方迫害，精神錯亂去世。橋本惠之進入日南製鐵株式會社，被派來當文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他作出了光榮的選擇，獻身馬來亞人民爭取國家獨立與民主的事業。橋本惠之同志在日本的親人有大弟橋本德之、小弟橋本榮至、妹妹美均子和姐姐、姐夫等。」由此可以看到當年一些日本年輕人的動亂歲月。

《見證和與回馬》中，敘述泰國南部第四軍區副司令吉蒂․勒達納少將，於1984－1985年間，致信馬共中央委員拉昔․邁丁，試探和談的意願，並邀請馬共派出代表，保證不會逮捕。吉蒂透露，由於馬共方面有意與馬來西亞政府進行談判，在泰國方面的促成下，兩三年後，馬來西亞官方加入了會議，是為三方會談。1989年10月27日，馬共總書記陳平從中國飛到泰國曼谷，11月3日抵達普吉島，關注正在進行的第五輪三方會談，11月4日，三方對於和平協議上各有關事項完全取得共識。（陳平在1961年赴北京後，長期留在中國，其馬共總書記職位似為虛職，《合艾和平協議》由陳平簽署，說明中共支持的態度）

《見證和與回馬》中說明馬共如何在熱帶雨林中生活40多年，他們除了在各處貯藏足夠的軍火與糧食，平日人民軍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式的生活：

5：45am，吹早安哨

6：00am，列隊點名、跑步

6：15am，聽新聞革命之聲、民主之聲、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7：00am，軍事操

8：00am，早餐

8：30am，部門開工，如出版、軍工、通訊、醫務、牙醫、總務等

11：30am，午餐、休息

1：00pm，部門開工

4：00pm，部門下班、休息、打球、運動、沖涼

6：00pm，晚餐

7：15pm，列隊查槍

7：00pm，上課（周末：電影或電視節目）

10：00pm，吹晚安哨

部隊外的工作則繁雜得多，如和鄰近部隊的交通接頭，早出晚歸，傳送信件物、資，支援和聯絡突擊隊的長途交通工作，隊伍幾十個人，身強體壯，每一個人背重幾十公斤，翻山越嶺，突破封鎖線，把重要的信件、急需的武器裝備和糧食送到戰友手中，來回一次三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

馬共生活多彩多姿，幾乎每月都有節日慶祝：

1月份：除舊迎新慶元旦，接著慶祝春節

2月份：馬來人民軍的建軍節

3月份：慶祝三八婦女節

4月份：中旬泰國的潑水節，4月30，馬來亞共產黨黨慶：

5月份：勞動節

6月份：20日是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紀念日

7月份：阿沙族萬果節

8月份：馬來亞獨立日

9月份：悼念抗日烈士節，中秋節

10月份：慶祝新中國成立

11月份：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

12月份：年終檢討，年終大餐

過節日人人興高采烈，領取紀念品、慶祝晚會、歡送會。還有球類比賽、射擊比賽、玩遊戲。在邊區，每年終，當地群眾捐獻雞鴨豬牛慰勞我軍。

《見證和與回馬》提到早年一位英國軍官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寫了一本書《森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敘述他和馬共抗日游擊隊在熱帶雨林中合作抗日的經歷。

查普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1907－1971）是二戰時英國在馬來亞部隊中的特工。1942年日軍佔領馬來亞後，他藏身於馬來亞叢林中，得到馬來亞的中國共產黨（Malayan Chinese Communists）領導幹部陳平（Chin Peng）的幫助。查普曼在戰後獲得英國政府勛章，以感謝他的英勇與貢獻。筆者注意到查普曼以「中國共產黨游擊隊幹部」形容陳平，而不是馬來亞共產黨，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

《合艾和平協議》簽訂後約兩個月，全體人民軍戰士下山。從1991年8月開始，近400名原人民軍成員，分批陸續回馬同家人團聚；另外約千名成員則選擇繼續留在泰南的四個和平村中生活。

由於時間與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說明1970年代馬共內部發生的肅反與分裂情形，讀者可參考相關著作。進入1980年代，大馬政治、經濟逐漸穩定，種族關係雖非完美，但未再發生嚴重衝突。大馬總警長丹斯里拉欣諾在2004年的《青山不老－馬共的歷程》書中說：「馬共總書記陳平在檢討失敗原因時，將馬共無法爭取到馬來人及印度人的支持，列為主要因素。…前馬共成員回國定居者，總數為340人。他們之中一些成為不錯的商人，保持低調，不希望受到干擾。一些女性在森林時，做了結紥，回來之後，動了手術，以便能夠懷孕。總的來說，他們都成功地融入社會，過簡單的日子，為生活而忙碌。」關於華玲談判失敗，拉欣諾認為「以1955年的政治和保安狀況，馬共一旦取得合法地位，將通過合法的政治途徑，配合顛覆的方式，不計一切地達到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的目的，其後果將導致政治騷亂，加上大馬的多元種族背景，將導致族群關係緊張。」拉欣諾的看法，由歷史過程來說，是正確的。

由阿城《我肩負的使命》中敘述他們在北京學習中共革命理論與經營，馬共一旦在馬來亞革命成功，一定會模仿中共的土改與三反五反極左政策，產生可怕的後果。由柬共的紅色高棉政權，清洗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數百萬人，可見當年中共對東南亞共產黨的影響非常深刻。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在評論一本馬共書中的序〈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說：「馬共歷史是一部罕見的悲劇史。發生在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屠城200萬，以及發生在中國的1959－1961年大飢荒餓死無辜農民2000萬以上，揭示了百年歷史中最為弔詭的底頁──给窮人造成最大災禍的，恰恰來自知識份子的『為窮人的主義』。」

這也回應了國民黨在1950年代的極端反共政策，造成了所謂「白色恐怖」，和當年馬來亞英殖民政府與其後的馬來西亞政府的清剿馬共政策，都有時代的背景。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擬於一個月後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