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雜誌談1970年代台灣所經歷的過往（三）／龍城飛

龍城飛

前文我們談到民國67年（1978）11月，《大學雜誌》改為革新版第一期，從三十年代文學談到當年爭議性話題的台灣鄉土文學。先談《大學雜誌》本期革新版篇首徵求一些文化人的意見與所產生的意義，由於文長，分兩次刊出，這是第二篇，上文談到尉天驄，本文從蘇慶黎繼續討論。而在詹宏志所批評的神州詩社時，筆者岔題閱讀，無意中打開了一道塵封的窗子，才發現近年來在台灣文學界頗為火紅的馬華（共）文學書寫，覺其中有些旨趣，且和鄉土文學論戰有一點關係，於是將在下週的一集上討論「神州詩社事件」。

筆者之後預備有3個主題需要研究與向讀者報告：鄉土文學論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如果筆者還有時間，希望能談談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事。之所以再談這些陳年舊事，是因為多年來，對於外交問題，兩岸皆以自己的立場與感受不斷回憶與複寫歷史。殊不知，兩岸皆是中國人（1980年代以前，台灣人也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對於外交政策兩岸政府採取零和遊戲，是正確的嗎？

台灣方面，如果我們閱讀錢復的回憶錄，就知道他幾乎沒有閱讀中共方面的回憶紀事，反之亦然。而如果我們嘗試以客觀的心態，了解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其實兩岸的政府和人民都是處於感覺不公與焦慮的狀態，也就是說，中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以後，不論自願被迫，被排除在聯合國外，以及被美國長期嚴密封鎖，是公平的嗎？同樣，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在1971年以後，不論自願被迫，被排除在聯合國外，對於與美國外交關係日夜提心吊膽，是公平的嗎？以中國歷史之悠久，人口之眾多，兩岸中國政府皆由美國操弄外交關係，且互相笑罵對方被美國「遺棄」，自己被美國「相中」，如此中國人，難道不覺羞恥嗎？

今年以來，台灣各黨總統候選人，紛紛往美國奔走，以「面試」為榮，沾沾自喜，回台後民調調升。此豈不是孟子所諷之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因此，筆者再談兩岸外交與保釣，希能考慮多方面資料，而不是以「對方獲益，則己方受害」的角度出發。

【續前文】從大學雜誌談1970年代台灣所經歷的過往之2
（七）蘇逸凡，本名蘇慶黎，任夏潮雜誌社總編輯。

蘇慶黎說：「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人們不免要問，大學雜誌將持什麼樣的立場？有位大學雜誌的年青朋友曾對我說，大學雜誌的立場是超然的、中立的、理性的。這幾個字眼是很動聽，但是當我們謹慎地審視古今中外所有的言論，以及行之於社會的制度時，我們看到的是維護不同利益的各種相異的立場。民主不僅僅是一人一票，它應該是從經濟層面到政治層面，絕大多數人權利的平等，基於這樣的平等，大多數人才能享有自由。我期望未來的大學雜誌，能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以深刻多樣性的內容，探討我們社會普遍的問題，為台灣和中國的民主做出偉大的貢獻。」

蘇慶黎的論述，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其實比較接近孫中山的思想，而和中共的體制與文化有異。後來《夏潮》雜誌由於多數作者太過偏統的政治性，掩蓋了許多重要的文章，以大陸的語言來說，就是太「左」。《夏潮》的作品中不少反映出「遲來的革命」、「革命的位差」以及浪漫與悲憤的「左」的意識，在台灣（甚至兩岸）的閱讀場域中邊緣化。而台灣長期處於國民黨的反共教育、鎮壓左派以及中共對台的文攻武衛態勢下，一般老百姓對於左的文字與概念產生了先天性的抵制感，使得歷史性的社會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發展，普遍產生思考與論述的貧乏，難以深入認識人類社會中真實頑固存在的不公義的課題。

此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去貧扶弱與社會公平的施政非常困難（如平民住宅、貧富差距、南北差異、移工、移民、難民議題），台灣富裕與中產階級（社會主流力量）會認為健保加勞保已是最佳基本社會福利，人民需自己努力以求幸福，而應減少過度的社會救濟，對外人則保持嚴格的限制。這個現象和歐美多年來面臨難民與移民的處理兩難情形一樣，說明台灣已經是一個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相當優秀的國家，否則我們不會有難民、移民的管理政策問題。台灣的問題在於對自己缺乏信心，對前途缺乏目標與方向（馬華作家黃錦樹謂之民國的「慢船」、「破船」，似要隨時擱淺，因不知中共何時要來）。此議題值得進一步廣泛的討論。

蘇慶黎（1946-2004)，生於台北，早期台灣共產黨重要領袖蘇新之女。《夏潮》雜誌創刊於1976年2月28日，自1978年初第四期起由蘇慶黎參與編務改組，轉向更明顯之左翼路線，漸次形成「黨外左派」、「黨外統派」。《夏潮》於1979年2月遭警總查禁停刊，主要成員蘇慶黎、陳鼓應、王拓等參加1979年8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當時《美麗島》雜誌發行人黃信介，總經理施明德，社長許信良，副社長黃天福、呂秀蓮，總編輯張俊宏。1979年夏，《美麗島》雜誌社集結大量黨外人物，其中有右翼有左翼有統派有獨派，引起國民黨高度戒備，這和年底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有直接關係（當時政府強調此為「高雄暴力事件」，不應稱為「美麗島事件」，然終被眾聲喧嘩所淹沒，可見歷史事實的本質性難以掩蓋）。值得注意的，國民黨當局在1980年初審理「美麗島事件」時放寬對左翼包括蘇慶黎的處理，據聞與在北京的蘇新（1907-1981）透過中間人向國民黨表達對其女兒蘇慶黎的關切有關。

關於蘇慶黎，有一則趣聞。早期《大學雜誌》總編輯、今之《新大學》總編輯何步正，台灣大學大二級時，和蘇慶黎是男女朋友。何步正告訴筆者：「此妹，聰明，膽大，獨斷。」何步正甚愛她，然「她老媽堅拒僑生，因來路不明」，終不能成為眷屬，此話「僑生來路不明」，很有意思。有一天蘇慶黎到何步正和王曉波等人住處，準備一起出去，何步正問蘇慶黎：「小妹，要不要打呔？」蘇慶黎怒回：「我好端端的，打什麼胎呀？」何步正急忙解釋：「打呔，Tie，呔……」蘇慶黎笑罵：「打什麼胎呀，你這個老廣，是打領帶嗎？」何步正的意思是打的，叫計程車！只有香港廣東佬才有這種不中不西的混合俗語。這笑話，王曉波和同學們廣傳了好一陣子。這故事後來還被邱立本在《明報》上登出。邱立本亦是香港僑生，《大學雜誌》早期編輯，後長期擔任《亞洲週刊》總編輯。回顧50多年前，20歲出頭的何步正與蘇慶黎，風華正茂，至筆者下筆撰寫時，猶感二人笑聲盈盈，真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王曉波愛笑，笑起來非常大聲。筆者3、40年前在胡秋原家中，常見王曉波歡然大笑，講四川話，不由得會想起他被槍決的共產黨母親章曼麗，我便笑不出來。王曉波後來每次去大陸，中共方面皆極親切招待，蓋為烈士之子，而王曉波從未倚此仗勢。王曉波曾告訴中共有關方面，統一千萬不可開槍，傷害了台灣老百姓，二二八在國共內戰中相對規模有限，但是台灣老百姓記得了好幾代人，此為歷史教訓。由此，筆者寄望中共未來即使武統台灣，亦不至開槍傷人，因為他們答應過王曉波。蘇慶黎、王曉波皆已過世，筆者深有感觸：昔人已乘黃鶴去，日暮鄉關何處是。

（八）陳達弘，台灣宜蘭人，大學雜誌發行人，環宇出版社負責人。

陳達弘說：「大學雜誌一貫的宗旨，是要求知識的普及化，推進中國民主化與現代化。新生血輪不斷注入，向來是大學雜誌的傳統，因此展示在讀者面前的風貌往往也就呈現多面，不同時期、不同知識份子都表現出不同的見解，這樣的缺點是穩定性不夠。革新後的大學雜誌，仍歡迎各方優秀有熱忱的知識份子介入，希望大學雜誌能開創出文化界的另一番新局面。」陳達弘是大學雜誌中堅持最久的負責人，有始有終，從未後悔，值得敬佩。

（九）賴阿勝，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

賴阿勝說：「有些學者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但所談內容卻不能為社會大眾注意，這是與讀者溝通的方式有問題。雜誌要堅守本身的文化立場，實質上不得不存在商業考量。…談論事情的人多，真正關懷的人少，是刊物界一向存在的嚴重現象，大學雜誌除了必須滌除過去種種人為的積弊，編者尤其要堅守到道德勇氣與不相矛盾的基本立場。」賴阿勝說這番話，絕對有底氣，然似意有所指，筆者日後若有機會，再予說明。

賴阿勝（1950-2019），客家人，只有高職學位，然24歲時創辦桂冠圖書公司（桂冠出版社），一生盡心盡力於出版西方文學、哲學書籍，對台灣文化界貢獻很大。晚年桂冠陷入經營困難，賴阿勝不捨桂冠，愁困多年，一日，走入山中，不知所終。當時不見有百億千億營業額的電子業、金融業、地產業出手相助，令人慨嘆，似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在文化事業上，甚不如國民黨之威權時代。

（十）黃章明，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任出版與研究主編。

黃章明說：「大學雜誌過去走的是評論社會與政治問題的路線，目前國內批評的空氣太稀薄了。在內容上，希望每期都劃出一定的篇幅接納文藝作品，以往，文學的命脈大部份靠著報紙的副刊存續，近年來，幾家大報的編輯已經不幹園丁這份工作了，紛紛改行當節目主持人或導播了，他們不斷在副刊推出一檔又一檔的節目，如報導文學、座談會、暢銷書搶譯、專訪、回憶錄等，令人目不暇給，因而很難騰出空間來容納真正的文學作品。」中國古話說：「文窮而後工」、「文章恨命達」，台灣社會進入工商業，餓不死人，解嚴後，政治壓迫也沒有了，好的文章很少人可以寫得出來，寫出來也沒人要看。黃章明批評的可能是當時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事實上，恰恰是高信疆搞活了台灣的文藝界，令人慨嘆後無來者。

（十一）鄧維楨，《大學雜誌》早期創辦人，任長橋雜誌總編輯。

鄧維楨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辦了前七期的大學雜誌，我企圖繼承自由中國雜誌自由主義的傳統。由於知識上、能力上和財力上的限制，我失敗了。我很高興大學雜誌又有一個新的開始，做為捍衛並發展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鋒悍將。」鄧維楨是台灣早期的雜誌創辦人，具有遠見、勇氣與能力。鄧維楨一生中有一個信念，即「民主政治」在台灣是可行的，即在台灣問題的解決上，應朝政治民主化方向努力，不需採取革命手段，這是一個台灣人的「革新保台論」的實踐，日後證明他是正確的。他創辦《大學雜誌》、《長橋雜誌》、遠景出版社，避免和國民黨決裂，亦和本土派保持良好關係，這樣的人代表社會的中間、中庸力量，漸進式改良成為可能。由此，在中國大陸問題的解決上，我們亦應參考鄧維楨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是可行的，而需待以時日。

（十二）蒙奇，台灣南投人，台大經濟系畢業，譯有《紀德日記》、《死亡與童女之舞》等。

蒙奇說：「我們需要一份知識為後盾的社會批評刊物。它不能是野狐禪（我認為中華雜誌有時就是野狐禪）；它不能是鄉愿（中國論壇有時就顯得鄉愿）；它更不能是義和團（神州詩社，大部分的時候都是義和團），也就是說，所有的大話、假話、氣話，都請離開這個刊物。…理性的關心＋道德的勇氣＋相當的幽默感，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社會批評雜誌。大學雜誌，就我的記憶，曾經傾向於形成這樣的風貌，它失敗了，它願意重新再試一次嗎？」以蒙奇的對仗來說，中華雜誌講大話，中國論壇講假話，神州詩社講氣話。筆者好奇蒙奇批評的來自，且蒙奇是所有「智者」中唯一沒有附上照片的人，且未給予真名。於是筆者反過來，以譯著查詢譯者，發現蒙奇即為詹宏志，他所反對的以上三本雜誌，都賦有相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

筆者嘗試了解為什麼是神州詩社？和義和團有何關係？結果這一循線而察，讓筆者足足花費了一個禮拜時間，閱讀從1980年代初結束的「神州詩社」到近年來在台灣興起的「馬華文學」。驚奇地發現文學批評與書寫對於人文世界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這影響的幅度超越了以台灣為中心的版圖，突顯出一種「救世」的圖像，甚而使史學由於長年累月的觀點紛亂而顯得陳舊沒落。

關於「神州詩社」，筆者下周再談。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