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範圍內，邊控的實際規模最近開始為人所知。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研究報告顯示，在中國被限制出境的案例估計有數以萬計。其中中國公民占大多數，但這項限制已經開始影響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士和香港、臺灣居民。（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自去年12月解除持續三年的疫情管控之後，中國的領導人為知名外企高管鋪開紅地毯，歡迎他們來華訪問，並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例如最近訪華的特斯拉CEO伊隆·馬斯克的行程得到了中國官媒如同「搖滾明星」一般的報導。
這些報導無疑提振了外國企業家和投資者重啟來華計畫的信心。畢竟在中美關係日益緊張的今天，他們都希望親自瞭解中國日益政治化的投資環境。
但是，過去幾個月我在與一些駐港的商人及企業高管交流時發現，他們開始對一件幾年前還聽來十分荒誕的事情感到憂慮，那就是：現在去中國內地到底安不安全？我們會不會被“邊控”？
邊控，又名限制出境。這個不祥之詞如今常常出現在商界人士的飯聚閒談之中，尤其是酒過三巡之後。這個政策工具如今越來越多的被中國官方用來防止有違法嫌疑的人士離境。這些人當中許多沒有受到起訴，有些人甚至只是因為在商業糾紛中站在錯誤的一方，或為錯誤的人工作過，也會遭到邊控。
隨著深入的研究，我發現幾乎所有跟我聊過的商界人士都講出一個或者更多的關於邊控的故事。有些是他們自己不愉快的經歷，有些是他們生意夥伴的遭遇。
這裡我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可以更具體展現這項政策是如何被隨意的執行，如何違反國際法律並侵犯人權的。而且，由於越來越多的外籍企業高管也遭遇邊控，其中包括多名美國公民，這個問題也成為了中美之間談判的一個熱點。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我的一位商界朋友。為保護他的身份並確保安全，我在這裡叫他X先生。
X先生是一位高管，曾供職於一家位於北京的公司。這家公司由一位名叫段偉紅的億萬富翁實際控制，她與中國某前國家領導人的家人關係密切。
2017年10月，X先生突然意識到大事不妙。他在啟程飛往加拿大看望家人時，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被邊檢員警攔下。員警告知X他涉嫌經濟犯罪，禁止處境，然而他們卻拒絕提供任何檔或透露更多細節。
X很快意識到他的「邊控」可能與段偉紅早前因涉嫌貪腐被秘密逮捕的傳聞有關，即便他早在六年前已經離開了段的公司。
在隨後的日子裡，他緊張地給自己的前同事與商業夥伴打電話，並發現至少有十個人有相似的經歷。他們在出境前往國外或香港的過程中，在機場和輪渡碼頭被邊檢人員攔下。
結果，X先生在北京滯留超過5年，直到今年1月解禁。期間他一直與妻兒分隔兩地，錯過了家庭的很多重要時刻。雖然他仍然可以在中國內地自由活動，但長期的心理壓力對他的精神和生理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在這5年多的被邊控時間裡，中國的政府部門一次都沒有聯繫過他。他也沒有任何途徑申訴，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是哪個部門、因為什麼原因對他進行邊控。在此期間他曾兩次嘗試離境，都同樣被拒絕。
直到今年年初他才重燃希望，因為有傳聞顯示段偉紅已被取保候審，回到家中。抱著試一試的態度，X訂了一張飛往香港的機票並順利通過了北京機場的邊境檢查，無人阻攔。
X先生的痛苦經歷是近年邊控模式的一個縮影：只要一名商人因涉嫌違法被調查，幾乎其所有家人、重要同事和生意夥伴都會被限制離境。而且這些限制經常長達數月甚至數年，直到那人獲得釋放或者被正式定罪。
在全國範圍內，邊控的實際規模最近開始為人所知。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研究報告顯示，在中國被限制出境的案例估計有數以萬計。其中中國公民占大多數，但這項限制已經開始影響越來越多的外籍人士和香港、臺灣居民。
報告指出，中國內地現在至少有14條法律和幾十項規定、司法解釋與政策檔涉及邊控。由於資訊不透明，外界感覺是政府的許多部門甚至包括最底層的街道委員會都可以要求執法機關對某人實施邊控。
此外，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即將於下月生效，該條法律授權執法機構可以對任何接受調查的人士實施邊控。
根據我的調查，把某人放上被邊控名單，易如反掌，但是要想解除出境限制則難上加難，因為沒有公開的申訴機制，大部人不知道是誰啟動的邊控和為什麼。個別案例中，一些商人會陷入無限期邊控的窘境，因為為調查他們而成立的工作組在出境禁令取消之前就已經解散了。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境外投資者和商務人士如今越來越憂慮。生意不成不要緊，任何爭議都應該通過適當、透明的方式解決。隨意且擴大化的邊控只會危害中國發展，尤其在當前領導層正推動對外開放，展示吸引外資決心的時候。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於2022年10月底告別，2023年開始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