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鄧小平對於六四的適當處理，今天的中國，國家疆域，可能只剩四分之一。在國際上，只是個二流半國家。大約會像另一個土耳其，只能空自緬懷，當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圖/取自網路）
作者/薛中鼎
事隔三十餘年了，我們今天應以客觀而理性的態度分析六四。首先，我們要分析六四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1966年至1976年，中國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把大陸搞得一窮二白。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平均月收入低於二元美金。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掌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治國方針。
所謂的“改革”，指的是“對内改革”，要解放思想，要政治平反，要放寬政府管制；所謂的“開放”，指的是“對外開放”，要引進外資，要與國際接軌，要實行“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小平時代，是個劇烈轉折的時代。我認爲，從毛到鄧，實質上，是一場“沒有更改國號的改換朝代”。
經濟政策上，爲了從共產主義經濟，走向“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北京政府採取了“雙軌價格制”來轉型過渡。譬如鋼鐵買賣，在國營事業之間是一套價格系統，在“自由市場” 買賣，又是一套價格系統。當時的美金與人民幣的兌換率，有黑市價與官價兩套系統，價差可能高達二倍。
如果你有“辦法”，以官價取得鋼鐵，再以“市場價”賣出，轉手之間，你就可以得到暴利。當時有些人，就靠這樣的“倒賣”商品，輕鬆賺到暴利。倒賣商品賺錢的人，叫做“倒爺”；“倒爺”的後台，都有有權力的政府官員，這種官員，叫做“官倒”。
這是從共產主義經濟，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經濟轉型脫序的問題。這個問題，必然會導致社會不公，激起民憤。同樣的民憤，發生在蘇聯，成爲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期，1982至87年，胡耀邦任共產黨總書記，大力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很得民心。同時，經濟雙軌運行的脫序問題，激發了民憤；對外開放，造成民衆了對西方政治文化的好奇與嚮往；加上政府治理的相對寬鬆，各地彌漫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1986 年底與87年初，在武漢、杭州、合肥、北京、廣州、天津、等城市，爆發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示威遊行，這是所謂的《八六學潮》。學生與社會運動風潮迭起，胡耀邦旋即迫於壓力，引咎辭職。
胡耀邦贏得了學生與知識份子對他的愛戴，他也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爲社會播下了動盪的種籽。
打個比方，胡耀邦好比是水滸傳第一回裡的洪太尉，來到江西龍虎山，打開封鎖多年的石碑封榜，放出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等一干星宿好漢，引出了後來的水滸梁山聚嘯江湖故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逝，一些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之後，活動逐漸變質。《八六學潮》的學運份子群體，很快來到了北京，與北京示威份子進行“串聯”。整個過程發生質變，學生領袖之一的孔慶東，後來接受記者的訪問，做了説明，在網上可以看到視頻，講述其中一些内情。
自4月15日到6月4日，學生民運分子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紥寨幾近兩個月，北京政府對其寬大容忍，全世界前所未有。5月15日至18日期間，蘇聯領袖戈巴喬夫訪問中國，這是自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以來，第一次蘇聯領袖訪問中國。
這是國家大事，總理李鵬與學生談判，請求學生暫時退出天安門，以便政府接待戈巴喬夫，學生代表拒絕了政府的請求。
CNN現場新聞報導，白髮蒼蒼的總書記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旁邊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他們走到天安門廣場群衆中，跟學生們說“對不起，我們來晚了”，趙紫陽神情懇切凝重。
學生們在廣場豎立起了一個紙糊的“自由女神像”，要自由，要民主。如何要自由？ 如何要民主？是要馬上進行全國普選，學生代表如王丹、吾爾開希等，出來與鄧小平一起競選總統？還是要讓中國大陸儘快成立幾百個政黨，每天互相抨擊，爭相下鄉“long stay拜票”？
那段時間，國家領導人低聲下氣，學生代表趾高氣昂。學生以紙糊的“自由女神像”，蓋住了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顯示了他們對於美國圖騰的無限崇拜。
一些學生代表，可能希望再來一次文革，天下大亂，他們就可以趁勢發跡，一步登天，類似文革時期的聶元梓、蒯大富，乃至於王洪文、姚文元，很快進入國家領導核心。
我認識一位時年15歲的女生，她當時每天跑天安門廣場。我問她爲什麽？她説因爲宿舍房間小，天氣悶熱，每天跑天安門“很好玩”，她就每天去給示威的人送東西。孔慶東說，後來在廣場的，也不都是學生，而是什麽樣的人都有。
人潮就這樣匯集不散。越來越多的流民、好事之徒等，加入了人潮陣營。
到了民運後期，北京已成無政府狀態。學生罷課，工廠罷工，而且全國各地開始效尤，動亂已有燎原之勢。李鵬與學生代表懇切談話，央視公開做出現場轉播。李鵬反復説明國家不可陷於無政府狀態，被學生代表當場斥責。
有學生代表後來回憶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什麽，我們只知道，政府給我們什麽，我們就一定會以更多的要求，來做為回答。”
學生領袖柴玲，以她一貫的哭聲哭調說，“我希望天安門流血，因爲流血了，對我們（這些學生領袖）才更為有利。”
學生代表要求，學生組織要具有監管政府與審核國家政策的權力。換句話説，二十來歲的學生代表，想要當慈禧太后；要讓六十來歲的中共總書記，當光緒皇帝。
中共中央被逼迫著，要做做出選擇：一是自行解散政府；一是驅散學生。事情的發展，已經不存留中間地帶。
當時的中國大陸，相對比較落後，沒有公安鎮暴部隊，與催淚瓦斯槍的配置，只好“土法煉鋼”，調派解放軍進城，來驅散學生。解放軍到了復興門附近的木樨地，一些暴亂份子燒了坦克車，殺了解放軍戰士，還把戰士的屍體，吊在樹上供人觀賞。
我的一位美軍除役的老美朋友，看著 CNN 的實況轉播，就説“政府會開槍的”。我不相信，他回覆説“It will never end unless the government takes action.” (除非政府採取行動，否則永遠不會結束。)
他話音甫落，兩三天後，天安門槍聲響起。
季辛吉事後發表看法說，“我不訝異政府會採取必要的行動，但是我很訝異，問題會拖得這麽久。”
90年代初，當時的川普還是個年輕商人，他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六四是場暴亂（riot），北京政府的處理是合理的。”
川普後來成了美國總統，他與中國大陸大打經貿戰，視中國爲敵國。但是，川普從來沒有公開譴責過 “六四”。
民進黨爲了打擊馬政府，煽動並組織了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成功的癱瘓了馬政府。儘管“有陰謀的學生運動”，對馬英九來説，是個慘痛教訓與嚴重的惡意打擊，馬英九還是年年譴責六四，聲稱“六四不平反，兩岸不能談”。
國外的雜誌，稱馬英九是個 blumber（脚步踉蹌的傻蛋），確實是個公允的評價。
天安門事件的三十年之後，中國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蹟。中國快速崛起，彎路超車，穩步邁向了民族復興之路，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這三十年，有四億人口成了中產階級。
中國大陸在很多領域的表現，令人嘖嘖稱賞。
中國爲世界各地，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國家，帶來的是基礎建設、雙邊貿易與經濟成長。美國到哪裏，就爲哪裏帶來内亂、軍火、與戰爭。
依據愛德曼公關公司所做的《2022年全球政府信任度調查》，中國民衆對於政府的信任度評分是91，英國是42，美國是39。
當年所謂的學生領袖，很多成了美國 CIA 長期豢養的馬前卒，逢中必反。有的拿了綠營的錢，跑到臺灣，教導學生如何“手挽著手，與警察進行肢體衝突”。他們經常性的煽動臺灣内鬥，以及挑撥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矛盾。
這些民運份子，拿了CIA反中組織，或是綠營的錢，又會因為分贓不均，賬目不清，而内訌不休。
本周的新聞，六四領袖王丹，還是同性戀性騷擾的專業戶。台灣政府，花費納稅人的錢，供養王丹這種敗類，我以兩個字評論， “可恥”！
我認爲，後世的歷史學家，回顧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應該會有這樣的“公評”：
《如果沒有鄧小平對於六四的適當處理，今天的中國，國家疆域，可能只剩四分之一。
在國際上，只是個二流半國家。大約會像另一個土耳其，只能空自緬懷，當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
注：本文乃舊作，曾發表於中國時報《民意論壇》。因爲又逢“六四”，再作潤飾，重新發佈，以爲記。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薛中鼎，大學讀理科，有比較嚴格的邏輯訓練，後來在政大讀企管碩士，美國讀管理科學博士。
大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基因，所以換了些不同的工作領域，在美國、北京與台灣都生活多年。雖然“遊牧”四方, 對於中國文學與歷史，尤其是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性，以及歷史變遷的邏輯性，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喜歡嘗試著以百年後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當下的現象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