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台灣人投入戰爭相關工作，包括擔任軍屬（早先稱軍伕）、志願兵、勞務奉公團、護理人員，及台灣少年工...等，總計20餘萬人，平均每30人就有1人參與戰爭相關事務，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多年來一直從事台灣兵口訪工作。圖中坐者為黃明元，和前任理事長、理事、志工及作者合影。
作者/陳婉真
他是黃明元，1927年出生，2017年訪問時他已經年過九旬，如果不是前幾年小中風，他還在山裡從事各種挖竹筍及整理竹筍園等工作，每天可以賺1500元的外快，動作比年輕人還利落。
他的故鄉龍崎多山，是台南市人口最少的行政區，而且鄰近知名旅遊景點「月世界」，屬白堊土地形，山地地形複雜，外人很難進入，多年前一位大名鼎鼎的槍擊要犯躲進山裡，連警察都不敢貿然進入逮人。
「以前做山的人都嘛是『就地取糧』，有什麼吃什麼。我有四個兄弟，父親讓我去讀冊，我從龍崎山裡走到龍崎公學校（今龍崎國小）單程要走一個多鐘頭，我八歲才入學，讀不到一年，一次在上學途中被狗追咬跌倒，回家生了一場大病，差一點病死，只好休學，十歲才復學，因為和同學年紀相差太多，四年級跳過不讀，直接上五年級，還是比同班同學大很多。」
有著台灣人謙虛的美德，他自己不說，但訪談中得知他的功課很好。擔任級長（班長），每天朝會都由他當司儀，要帶領全校同學朝東（日本）祈禱5分鐘。他不知道5分鐘的時間有多長，常被老師說祈禱時間不足，老師教他在心中（以日語）從1默唸到50才算數。
黃明元在家中排行老二，父親看他書讀得好，說家裡一定要有一個人去讀冊，鼓勵他繼續升學。那時台灣人升學管道不多，最近的學校是歸仁農村青年學校（今新豐高中），戰爭中找工作也困難，剛好台灣總督府在召募國小及高等科畢業生到日本造飛機，老師鼓勵他去應考。全校共有四名學生前往，史稱「台灣少年工」，全台共有八千多名台灣子弟前往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的高座海軍工廠工作。
總督府挑選少年工的過程要經過體格檢查及口試，他還記得口試的題目中有一題是日俄戰爭中戰死的知名日本軍人是誰（乃木希典大將軍的兒子乃木保典，死於「203高地之役」），這些都難不倒他；此外，所有到日本的同學都要改日本姓，他就改名為「井田明元」。
前台灣少年工黃明元與作者合影。當年台灣少年工都是總督府要求各學校精挑細選的人才，一如黃明元，很多人都是學校中名列前茅的學生，而且很多人以能為保衛國家而戰為榮，少年工因為年齡較小，他們也樂意為國家盡力。原因是日本人和美國人一樣，很尊敬保家衛國的軍人，這一點在台灣面臨戰爭危機的此時，更值得我們思量。
他們在1942年赴日，為了避開盟軍的攻擊，輪船迂迴前進，航行了13天才抵達日本。
「我的薪水是每月75円（註1），有的人是按月寄回台灣，我是自己先留著，打算存多一點一起寄，我每天把錢存好，睡覺時放在枕頭下。想不到有一次晚上被派輪值時，去小便回來錢就不見了，守衛很清楚知道是誰偷的，第二天就幫我找到了，日本人這一點很厲害，做壞事的人都逃不過。」黃明元說。
黃明元的工作是磨鐵板、鐵棍等飛機所需零件，或是鑽孔等，所有工作都是人工完成。台灣少年工主要是製造「雷電機」，那是唯一打得到美國最大轟炸機B-29的日本飛機。「那是日本人新發明的飛機，以往的機種都要繞行後才能升空，飛翔高度也比不上B-29，『雷電機』是可以就地以45度角往上飛的戰鬥機，不過我們才做不到10台就敗戰了。」
少年工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從上午8點工作到12點；下午1點到5點；晚上還要從6點加班到8點，每天上工時大家邊唱歌邊整隊集體前進（黃明元邊說邊哼了幾句當年的歌）。有時下雨地上一片泥濘，走太慢的會被管理人員以球棒從屁股像打球般揮捧打過去，小小少年工就像球一樣往前滑了好遠。
三餐發飯票，每人每餐用一張餐券，每人只能吃一碗飯，大家排隊領食物，配菜是芋頭。倒入大桶後，伙伕以雨鞋上去踩踏就算是去皮，再以水洗後烹煮，每人分到的芋頭大約和花生米一樣大，再加上一碗味噌湯，就是平日的伙食了。
洗澡是每周洗一次，一個大浴池的水供大家分批入浴。冬天的神奈川，冷得水龍頭的水結冰，要點燃報紙把水龍頭烤熱，水才能流出來。但睡覺時每人只發給1件毯子，實在太冷，少年工於是3人擠在一起共蓋3張毯子，儘管如此，早上起來每個人都是雙腳冷吱吱。
冬天冷得受不了，夏天還是有兩個月的時間熱到睡不著覺，大家也只能忍耐度過。
「戰爭末期，琉球方面的神風特攻隊隊員起飛後，都會繞到我們上空，向我們揮手告別後才離開。其實神風特攻隊是以飛機連人帶機直接栽入敵軍戰艦的煙囟，一舉爆破戰艦的自殺式作戰方法，幾次過後美軍知道後，都是日機未到就派機群升空攔截，戰力就有限了。」黃明元說:「還是慶幸日本戰敗，否則我們也回不了台灣。」這是他的真心話。
戰爭中工廠也曾被掃射，但無大傷亡，倒是有一次他看到一頭牛走避不及，被擊中，腸子都流了出來，那頭牛還死命往前跑，不久就倒地不起。
戰後少年工們留在原廠區等候船隻回台期間，日本人幹部都離開了，他們自己組織自治會，少年工平日可自由出入。黃明元趁機搭火車到東京一趟，節儉成性的他只在車站附近逛了一圈就回去了，目光所及只見一片平地，偶而看到一支烟囟，東京幾成死城；美軍接收時，所有女人全躲起來，深怕被強暴，過了很久才慢慢有女性敢走出家門。
在等船的4個多月中，他也曾目睹台灣人以戰勝者自居，買不到車票就毆打日本人，甚至做一些黑市生意等；也看到美軍進駐工廠後，旁邊成立一個供美軍軍官「開」的「查某間」，「這就是戰爭啊，戰敗國的確很淒慘啊。」他說。
自治會也曾應美軍的要求，指派幾位台灣少年工去協助他們做些瑣事，「美軍都叫我們 “China boy”。有時他們會丟一塊吃剩的麵包給我們，大家就很高興了。美軍通常洗完澡也不穿衣服，光著身體走去吃飯，飯後大家圍成一圈坐在床上，應該是在玩牌消遣。」
他也目睹美軍進駐日本後，帶來很多機具。例如工廠宿舍前有個水塘，原本少年工要動用30幾個人工作好幾天才能把水塘填平，美軍一來，以堆土機怪手等機具，半天就做好了。這些機具，黃明元回台灣好幾年過後，才看到它們陸續進入台灣市場。
黃明元在回台很久以後才聽說，他們是和前總統李登輝搭同一條船回台灣的。李登輝那時的名字是「岩里政男」，是京都大學學生，船名是「美山丸」。
「日本女人很可憐，家裡所有男丁，絕大多數都戰死了，好多日本女人想嫁給台灣人。」黃明元在日本、在台灣所看到的日本女人都是如此。「我回來後看到有些人真的嫁給台灣人，尤其是嫁給（台南）一中二中的學生，但是不知是否戶口登記簿上名字沒改過來，後來還是被引揚回日本了。」
他自己則是在回台灣3年後才娶妻生子。因為那時大家都窮，要有房子才有人願意下嫁，於是他在老家旁蓋了房子後才結婚。老家是做山的，有不少山坡林地，他也幸而逃過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大革命（耕者有其田僅限農地），得以保留不少林地。四兄弟分財產後，他分得五、六分地，在瓦斯燃料未發明前，山地的收入主要是供燃料使用的木柴，他也燻製木炭出售；另外就是竹筍及各類竹器的製造販賣。但塑膠發明之後，竹製品銷路一落千丈，目前只能種些竹筍，經濟情況大不如前。
「當初說好的待遇是五年五千円，我們去了兩年多日本就投降了，我們領了一萬円回來，剛好一位在公所上班的鄰居向我借了五千円，另一半寄金（存在銀行）。」結果他的銀行存款在台幣大貶值的「四萬換一元」時期只剩新台幣一毛錢的價值，等於化為烏有。
倒是借出的錢後來因鄰居死亡，家屬以四分地抵債，這四分土成為他到日本造飛機的唯一紀念品。
「中國兵來台灣不久，有一次警察要我去當義警，我聽不太懂他們的話。聽懂之後我說不是不想當，但我家住山裡距離太遠，話才說完，兵仔立刻開單子要把我押去關，一個恒春來的訓練員拿著一根竹子，把不聽話的人真的打到竹子裂開，我只好去了。」
「日本人管的時候，只要你沒做不好的事，警察不會為難你，戰爭期間也一樣；日本時代晚上睡覺不關門也沒事，把錢帶在身上四處走也不會有人來搶，他們來了以後就不一樣了。」老先生說。
走過戰亂，見證兩個政權的統治。黃明元說，他覺得給子女最好的財產是鼓勵他們多讀書，而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守法、認真、不能為惡等，則是他留給子女最值錢的身教。
【註1】：根據解嚴後少年工成立的「台灣高座會」首任會長李雪峰說，少年工的薪水依學歷（有國小畢，也有高等科畢業）有所不同。留在本廠的約在30~40円之間，派到外面工廠的，每天有2円的出張（出差）旅費，加班費另計。李雪峰說他每月約可領150円左右，約等同台灣高等官員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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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