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偉說：我已恢復在《南華早報》寫評論，每月一篇，首篇涉及香港問題。我認為香港必須要先解決好制約其發展的三大難題－－如何發揚光大資本主義制度，引領大灣區，和抵制大陸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在北京生活的三年裡，我切身體會了嚴苛的新冠「動態清零」政策，於去年11月底回到了闊別已久的香港。當時內地的情況比較緊張，不少城市的大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表達對過度防控措施的不滿，這也是中央12月初突然決定放開的誘因之一。
京港兩地差別之大可想而知。從天寒地凍的北京回到溫暖如春的香港，不再被新冠清零政策所困，又有老朋友的熱情歡迎，同時再次體會到了自由的美好：這才是回家的感覺！
正如我和香港的朋友們所講的那樣，離開三年後重回香港，我看到的都是香港的積極面，而他們則對香港的消極面深感擔憂。雖然香港面臨着問題，如政治前景仍有不確定性以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等，但最令人擔心的還是香港是否會淪落成一個與其他內地城市無異的都市。
這種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香港只不過是在經歷一個低谷而已，隨着中央把重心轉向重振經濟，香港將快速反彈，重拾魅力。
然而，通過兩個月來與政商界人士的廣泛交流，我認為在重拾輝煌之前，香港必須要先解決好制約其發展的三大難題。
首先，香港必須勇敢地、大張旗鼓地鼓吹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是香港賴以生存和繁榮的根本所在。在2019年社會動亂之後，中央加強了對香港的政治管控，包括通過《港區國安法》及落實選舉制度改革等。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本質體現這一提法，在香港及海外引發了很大的擔憂。外界擔心，這會過份強調和重視社會主義的「一國」，而淡化和忽視資本主義的「兩制」。
其實，這是杞人憂天。北京不會再容忍反對派或對共產黨執政地位的挑戰，但無論是從政治邏輯還是經濟利益來看，北京都不會讓香港變成另一個內地城市的樣子。事實上，中央領導人一直強調，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
從本質上講，只要不公開地、直接地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香港就可以自由地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不過，出於對政治正確的考慮，今天在提及「資本主義」一詞時，似乎有些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其實，這種擔憂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事實上，在重回政治穩定軌道之後，香港應利用一切機會，大講特講其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以向港人及世界表明，大家熟悉的香港又回來了。香港正展開全球宣介推廣攻勢，機會就在眼前。
其二，香港應勇於引領大灣區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面積為5.6萬平方公里，人口近8700萬。其目標是對標舊金山、紐約和東京等世界知名灣區，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創新和經濟增長的中心。
對香港而言，這一宏偉規劃意味新希望，意味着成為大灣區「龍頭」的良機。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曾掛在嘴邊的常用術語現在已很少使用，而普遍看法是香港在該規劃中扮演的只是一個配角而已。
香港必須行動，有所作為，以改變這種看法。過去25年間，因政治紛爭，香港發展較為停滯，而同期廣東省的經濟卻在突飛猛進。
但香港的獨特優勢依然在，在金融服務、創科、交通物流、醫療服務和教育等方面，仍大有可為。香港不應自甘淪落，必須重獲龍頭地位。
第三，香港應堅決防範出現內地「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那一套。這也是中央領導反對並努力清除的兩大痼疾。
隨着過去三年政治進程的推進，香港一些政商精英有意或無意地開始揣測北京在涉港問題上的意圖和想法，或者照搬內地的一些做法，以取悅北京。例如，一些人開始使用內地的政治術語，或為表忠誠，像內地一樣組織學習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精神。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北京加強對香港的政治控制之時，一些中央駐港官員開始擺架子，索要好處，宴會必喝茅台等等。
這些做法令人不安。就高效廉潔治理而言，香港可向內地官僚機構學習借鑒的地方不多，恰恰相反，內地需多向香港學習。當然，對香港公務員來說，了解內地官僚機構的運作方式，對促進兩地合作至關重要，但他們同時應堅決抵制內地的官僚做法。
這些問題也應引起北京的高度關注，以防中央駐港官員把形式主義那一套引入香港，污染香港高效廉潔的治理體系和生活方式。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於2022年10月底告別，今後將「決定重回香港踏上新聞教育的新征程，為所鍾愛的新聞事業教書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