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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嘉》談那年的選戰訴求

愛傳媒/ 2023.01.08 05:25

羅文嘉》談那年的選戰訴求

羅文嘉》談那年的選戰訴求

    【愛傳媒羅文嘉專欄】去年10月15日,九合一選舉前,參加「吳三連台灣史料研究基金會」主辦二戰後台灣選舉制度與北高選舉論壇,主辦單位整理了當時發言內容,也分享給有興趣的人:

     主持人,四位與談人,在場各位貴賓,還有吳發行人,大家好。回想1994年北高市長選舉,將近是28年前的事情,今年又遇北高市長選舉。相隔將近30年,拉長時間來看問題,可以比較清楚站在就事論事的角度,不會為當時的一些現象迷惑。

    1994年台灣進行了第一次的省市長民選,當然別具意義,台灣人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那時候的社會結構,社會矛盾和政黨版圖,跟現在完全不同,當時的民進黨在政黨版圖中,相對於國民黨還是偏小,藍遠遠大於綠。

    而要看1994年陳水扁先生的市長選舉,應該再往前推到1992年,因為民進黨向來有初選制度,要成為政黨提名候選人,參與第一次的市長民選,就要先透過黨內初選爭取提名。黨內初選一直是民進黨的傳統制度,制度有在改變,但始終維持的是,它是一個大家能接受,作為分配政治利益資源的公平方式。

    1992年第一次國會全面改選一結束,有想要競爭台北市長的人選,都已經浮上抬面,一位是謝長廷,一位是陳水扁,他們在同一選區當選立委,也都是高票當選,向來被視為有瑜亮情結,兩位都有志於爭取提名,所以真正的選戰,從1992年就開始了。

    再回頭看當時民進黨的初選制度,候選人要爭取黨內支持,也要爭取社會支持,兩者不可偏廢,黨內有所謂幹部評鑑和黨員投票,社會有民調,各佔50%,兩方面都要爭取。當時民進黨的政治版圖比較小,要爭取出線,就必須向社會爭取所謂的游離票,爭取的重點在於,既要比較兩候選人的特質,更要講出對城市的願景和訴求。

    相隔30年我們來看現在的選舉,坦白來說,現在的選舉比較不重視政見、政策,不太重視城市的發展和未來願景,在選舉以獲勝為優先的架構下,政見、政策的重要性已經大不如前,這是現實,當年為什麼會很重要,因為當時民進黨必須靠政見和政策才能贏,必須用理念去說服群眾、說服社會。

    初選時,謝、陳兩人各有所長,謝長廷一直很關心文化、教育、歷史的問題,曾提出「四大優先」-台灣優先、文化優先、弱勢優先、環境優先,回頭看,不得不佩服當時的民進黨菁英,已經談出了台灣未來50年,甚至100年的方向。為了爭取台北市長,謝長廷不只提出了「四大優先」,也針對台北市提出了「社區主義」,強調由下而上,和過去官派由上而下不同。

    當時我在陳水扁的立委辦公室,討論如何在黨內競爭中,提出能讓大家認同的訴求,因此提出了「市民主義」,其實這和謝長廷的「社區主義」精神相同,都是強調由下而上,只是一個強調從「社區」,一個強調以「個人」,以「市民」為主體。

    記得陳水扁在談理念的重點時,包括像是多做小工程,不做大工程;多做軟體,少做硬體等。初選結束,陳水扁勝出,但也得到謝長廷的全力支持,擔任競選總幹事。這是民進黨的傳統,即使競爭如此激烈。

    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就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新黨的趙少康,國民黨的黃大洲三足鼎立,三人都是一時之選,尤其對趙少康來講,當時他是媒體寵兒,文宣、造勢幾乎颳起一陣旋風。

    當時趙少康的訴求,就是中華民國保衛戰,他把選舉拉高到國家認同的層次,他為什麼這樣打選戰,就是他認為在選票結構上,這是佔最大多數。民進黨在當時有兩大弱點,一個是所謂「台獨」,一個是所謂的「暴力」,這兩者被結合在一起。所以對趙少康來講,只要把民進黨打進國家認同的範疇,他就可以穩居多數,趙少康想邊緣化黃大洲,所以提出這樣的選戰策略。

    國民黨方面,黃大洲是現任市長,並沒有提出特別的訴求,競選的主軸是「台北新象大洲情」,這很像國民黨風格的文宣,唱的是「台北的天空」,但口號用台語來念,就變成「台北好像大蟾蜍」。

    當時我們分析,如果選戰和趙少康打國家認同,結構上對民進黨不利,所以我們將選戰定調在城市的願景,這樣對陳水扁比較有利,因為陳水扁在立法委員任內已經被認為是非常認真的立委,進一步就要談他對城市的願景。那除了市民主義,什麼樣的城市願景,比較能夠獲得凸顯,我們後來決定主打「希望的城市,快樂的市民」,再搭配另外一句口號——「快樂 希望 陳水扁」,結合城市和個人兩個層次,關鍵詞是「快樂」和「希望」。

    再回頭處理原本政黨形象(暴力)的弱點,當時全民計程車就被國民黨抓著打,帳會被算在陳水扁身上,我們就決定用轉化的方式,來談一個城市的希望,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充滿著快樂,用這樣的氛圍去平衡對手的攻擊。

    為了讓這樣的文宣戰成功,要有很多的戰術配合執行,我們訂出一個基本的戰術,讓陳水扁這次的選舉,和民進黨過去的選舉有明顯不同,用一句話來講,就是從悲情走向希望。

    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黨外的文宣媒介平台,一個是黨外雜誌,一個就是演講場,黨外雜誌以批判國民黨問題,談蔣家的獨裁,談台灣的主權和自由為主,演講場除了以上內容,進一步訴求台灣在外來殖民政權統治之下,台灣人民的痛苦,以及爭取民主的辛苦。

    美麗島事件之後,受難者家屬及辯護律師站到第一線,當時台北有幾個重要的演講場地,像金華國中,我的印象是只要音樂一響起,不管是望你早歸,黃昏的故鄉,還是咱要出頭天,都會引發台下群眾的澎湃感情,演講結束,捐款箱拿下去,就可以看到萬頭鑽動,拿了錢就往箱子裡面塞,那時候的民進黨,靠的就是人民這樣無私的奉獻,但無私奉獻的動力是什麼,坦白講就是長期的受壓迫,想要出頭天。

    1994年,我們覺得除了以上的基礎,還必須擴增選票版圖,原來的鐵票一定會投給你,但是在台北市,即使是三足鼎立,還是要爭取到往中間選民,這些屬於台北市都會性格下的中產階級選民支持,所以不能只是講過去被壓迫的抗爭歷史,我們必須講出對未來的希望和想像。

    所以我們在選舉的顏色上做出調整,開始使用一些橘色,因為橘色代表熱情;或是LOGO設計是四隻緊握的手,強調族群融合,四大族群的團結,當對手採行分裂與危機訴求,我們決定採用團結與希望做區隔。

    另外,我們開始選自己的選戰歌曲,請路寒袖老師為陳水扁打造選戰歌曲。會請路寒袖老師,是因為我在警廣聽到老師的一首歌,覺得怎麼能把台語寫得那麼漂亮,所以就跟路寒袖老師談,能不能幫陳水扁寫一首屬於這次選戰的歌曲,我們想寫兩個重點,一個是回到候選人的特質,一個是回到城市的想像,所以他分別寫了「春天的花蕊」,訴諸個人的感情,描述陳水扁這樣一個政治人物的形象,另外一首就是「台北新故鄉」,描繪城市新的希望。

    因為選戰主打四大族群融合,所以決定有國、台、客語各一版。「台北新故鄉」也反映了我們對城市的想像,一個希望的城市,快樂的市民,市民分別從世界各地、台灣各縣市遷來,包含1949年間從中國撤退來台,大家都是在台北落地生根,把這裡當作自己新的故鄉。整個選戰的訴求,都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下做規劃。

    當然選舉的形式也開始做突破,譬如說辦大型晚會,走比較美式嘉年華會的作法,像當年最後一場晚會就是在中山足球場,以前就是在金華國中,或是在龍山寺。以上先做這樣的介紹。謝謝。

 

作者為民進黨前秘書長

照片來源:作者臉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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