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證明了中國“菁英治國”的政治理念，確實有其優越性；也證明了我們中華民族，確實有其優越性。中國的“菁英治國”模式，必將成爲一個政治體制的典範，為很多“非英美盎撒國家”所欣羡效法。（圖/取自網路）
作者/薛中鼎
《論語·里仁》篇中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認爲，論語中所謂的《君子》，指的是士大夫社會精英；《小人》指的是“庶民”。
“君子”要有義利與是非之辨，有所為有所不爲，是以“君子喻於義”；庶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終日忙於生計，故稱之爲“小人喻於利”。
《論語》中所謂的“君子”，是社會菁英。《論語》所倡導的，就是“菁英治國”的政治理念。
1.中國傳統的治國架構
中國傳統概念，整個世界是“地載天覆”，“天”最為大。皇帝是“天子”，是代表“天”來治理，居於世界中心的“中國”。
皇帝的工作，就是《禮記》中所謂的“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皇帝要祭祀天地，祈釀且匯報政績。皇帝做的好，天降祥瑞；做的不好，天降災示警。皇帝就要檢討，乃至於下《罪己詔》。
所謂的“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上天與民衆是會互相感應的，這就是漢儒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
幾千年來，中國政治理念的實踐，就是如何選拔與任用社會菁英，來輔佐“天子”,治理國家。
上天、皇帝（天子）、社會菁英、民衆，形成一個“四象結構鏈”。上天選了天子，天子要遴選菁英輔佐治國、最後澤及庶民。庶民的快樂與悲戚，會上達天聽。
上天再做出處置。這四者，形成一個“自控循環”。
2.遴選菁英的《面談》與《察舉》
孔子心目中的政治楷模是周公。周公留下了《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求賢故事典範。
春秋戰國時期，國家規模不大。國君選拔人才，都親自面談。譬如秦孝公重用商鞅，就是經歷了三次面談，尤其最後一次面談，通宵達旦。
秦漢以來，國家規模變得十分巨大，皇帝無法一一面談人才，需要建立遴選菁英人才的機制。
漢朝實行《察舉制》，有所謂的《州舉茂才》與《郡舉孝廉》，就是由地方官員，來察舉與推薦，有才幹（茂才）的、與有品德(孝廉)的人，來爲朝廷效力。
譬如，曹操與朝廷的關係不錯，在二十歲之年，就被舉為“孝廉”，進入仕途，成爲“郎官”。曹操很快晉升爲“司隸校尉”，是爲他事業發展的起點。
《察舉制》有明顯弊端，形成後來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寒門子弟，無法得到有力人士的舉薦，與仕途絕緣。門閥大族，壟斷了進階之路。
3.遴選菁英的《科舉》制度
南北朝大分裂之後，隋文帝統一天下，建立了“科舉制度”。尋常百姓，只要好好讀書，經過科舉，就有做官翻身的機會。仕途變得比較公平。
隋朝之後的中國歷代，拜科舉之賜，出了不少平民出身的“布衣卿相”。
唐朝以詩賦取士。有文學天賦的書生，不論出身，只要是詩寫得好，就有機會出人頭地。唐朝，因此成爲一個充滿詩意的朝代。
詩人孟郊，《登科後》詩句，“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道盡了困頓子弟翻身後的欣喜心情。
史書記載，唐太宗曾親臨闈場，見考生魚貫而入，非常高興的説：
“今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矣。”
天下菁英，皆能任由皇帝選用，確實是件讓皇帝高興的事。
女皇帝武則天創辦了“武舉”，以科舉方式來選拔“武事人才”以供開拓邊疆；藝術家皇帝宋徽宗，以科舉來選拔“繪畫藝術人才”，培養了一些著名畫家，如范寬、郭熙、李唐。這些創意，都為科舉制度增添了色彩，但是沒有持久。
科舉制度到了明清時期，日益僵化。鴉片戰爭之後，面對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國完全無法對抗。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5年，延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舉制度，宣告廢除。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同年2月12日，滿清頒佈《退位詔書》，滿清正式宣告結束。
在科舉與帝制都結束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又將如何演化？
之後的百年摸索，對於中國社會菁英來説，可謂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4.蘇俄（蘇聯）與近代中國革命
（注： 1917年俄國紅軍推翻了沙俄政權，成立“蘇維埃俄國”，是爲“蘇俄”。1922年底，“蘇俄”進化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爲“蘇聯”。1991年蘇聯解體，國家名稱是“俄羅斯”。蘇俄、蘇聯、俄羅斯，乃是不同歷史階段的名稱）
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傳統中國政治體制，完全失去信心，努力向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學習“先進體制”。
大批中國知識份子，到日本與歐美留學。親美親日，成了社會主流。1919年，在一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英美法等國，議決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移轉給日本。這個決議，是對於中國的巨大羞辱。
國内爆發了“五四運動”，影響深遠。
當時蘇俄革命剛剛成功。列寧宣佈，蘇俄將放棄，在中國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一些知識份子，對於英美法日，感到極度失望，就把眼光轉向了蘇俄。認爲蘇俄才是“中國革命”的楷模；蘇俄才是中國真正的朋友。
北大教授陳獨秀，李大釗，引進了主導蘇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中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一大）。
“一大”先在上海召開，後來爲了避免特務追捕，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船上，完成了會議。這條船叫做“紅船”，現在是熱門“愛國教育”觀光景點。
1921年召開“一大”，全國黨員只有58人，與會代表 12人。百年後，在今天的2022年，全國黨員約九千七百萬，“二十大”的與會黨代表，有2,296人。
從“一大”到“二十大”，中國共產黨的成就斐然，變化巨大。
蔣介石時期，稱呼中共“共匪”，是對中共的污衊；也使得台灣民衆，對於中共，產生嚴重的錯誤認知。
早期中國共產黨員，都是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在當時，也只有知識份子，才有可能去研讀，深奧難懂的“馬列主義”著作。
中國共產黨“一大”的12位代表，都是國内各地的知識菁英。
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在當時，也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衝擊。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駐華代表越飛，發表了《孫越聯合宣言》，宣佈國民黨採取“聯俄容共，扶植工農”的政策。同年8月，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聯，考察蘇聯的“革命經驗”。
1924年，孫中山在蘇聯顧問的建議下，成立了黃埔軍校。蘇聯提供了各方面的協助，包含槍支，彈藥，教材，經費，與顧問。
1925年10月，蔣介石把自己的獨子蔣經國，送往蘇聯學習，標誌著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的革命感情，非常深厚。
1927年，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翻臉成仇，蔣經國因而滯留蘇聯，成了人質。一直到西安事變，國共二次合作，蔣經國才得以重返中國。
蔣經國在蘇聯十二年，對於他的性格與治國理念，都有很大影響。他後來治理台灣，有蘇聯共產黨的風範。
5.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以知識份子爲骨幹的革命政黨。共產黨早期的總書記，如陳獨秀、瞿秋白、博古、張聞天，都是憂國憂民的讀書人、很“單純的”知識份子。
中共開國的十大元帥，也是以知識份子爲主。現將中共開國的十大元帥，簡介於下：
紅軍之父朱德，科舉府試中榜，雲南講武堂畢業，書法甚佳。韓戰司令員彭德懷，爲人耿直，是農民起義出身的宿將。
林彪是黃埔四期生，徐向前是黃埔一期生，都出身於國民黨的“革命搖籃-黃埔”。
劉伯承爲人正派，富感情，勤奮好學，是留蘇的優秀軍事理論家。
陳毅與聶榮臻，都是留法的“勤工儉學”學生，陳毅喜歡寫詩，後擔任中國外交部長。聶榮臻對科研有興趣，後來負責原子彈與氫彈的“兩彈一星”國防發展計劃。
葉劍英廣東梅縣客家子弟，是“藥中甘草”型人物。青年時曾赴南洋考察，後畢業於雲南講武堂。葉劍英與聶榮臻，都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
羅榮桓曾就讀於青島大學與武昌中山大學，是知識分子出身。
十大元帥中，與“匪”字挂的上鈎的，大概只有拿著“三把菜刀”起義的“賀鬍子”賀龍了。
爲大家耳熟能詳的“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年都是留法“勤工儉學”知識份子。鄧小平還特別喜歡吃法國牛角麵包。
總之，中共打天下的“第一代革命家”，大都是那個時代的社會菁英，懷抱理想的知識份子。這一點，與台灣社會的普遍認知是不同的。
以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理論來看，共產黨擊潰了國民黨，代表共產黨的“總體競爭力”强於國民黨。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有能力，治理好這個積貧積弱的老邁國家。
國民黨被逐出大陸，治理小小的台灣，都落到今天如此不堪的境地。如果國民黨來治理中國大陸，“實行三民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治絲益棼，主權不彰，乃至於地方諸侯林立，難以有效治理。
6.中國大陸今天的政治體制
孫中山説他的“三民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思想學説者，有歸撫西方學説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
孫中山的説詞，可以用來解讀，中國大陸今天的政治體制。
第一，因襲吾國固有思想學説者
中共治國體制，延續了中國幾千年來，“菁英治國”的理念。國家幹部，都必須經過嚴格的選拔、歷練、考核，再逐步升遷。不像美國或是台灣，單憑嘩衆取寵，鼓噪民粹，就可以贏得治國名器。
第二，歸撫西方學説事跡者
中共的治國體制，沿用了西方的政黨政治，摒棄了中國“家天下”的千年傳統。中國現行體制，是“一黨專政”。重點有二，一是吸收菁英入黨，二是實行“黨内民主”。北京政府稱這個制度是“民主集中制”。
換句話説，中共的體制，是由一群“專業政治菁英”來治理國家。好比經營企業，要由職業經理人來經營；帶兵作戰，要由職業軍人來領軍。
“專業政治菁英”治國，必須要搭配健全的内控機制，以避免腐敗與濫權。
第三，獨見而創獲者
中共已經建立了自己的一套體系。譬如作爲國家最高領導人，就必須具備，至少治理過兩個省，或是直轄市的經驗。
習近平在任總書記之前，曾擔任浙江與上海的第一把手。
胡錦濤在任總書記之前，曾擔任貴州與西藏的第一把手。
中國一個省的體量，相當於歐洲一個中型國家。換句話説，要成爲中國最高領導人，就需要具備治理過，相當於歐洲兩個國家的經驗。
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像美國川普這樣的商人，一夕之間，就成爲總統。也不可能出現，像拜登這樣老年癡呆，還能當總統。
所以說，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延續了中國幾千年來“菁英治國”的理念；引入了現代西方的“政黨政治”；也因應中國的特殊國情，做了調整。
7. 結論
近年來，中國在各個領域突飛猛進，舉世側目。
我們可以這樣説，近百年來的世界格局，强國依舊是强國，弱國依舊是弱國，唯一的大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沒有依靠以殖民地手段，掠奪他國資源；也沒有依靠武力威脅，迫使他國屈服，從中獲得巨大的非正當的額外利益。
中共建國之初，一窮二白，資源貧乏，人口衆多，民智未開，科技落後，封建包袱沉重。要治理好這樣的國家，十分艱難。
中國的崛起，完全是依靠自己脚踏實地，自立自强。
中國的快速崛起，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世界霸權。這幾年，美國對於中國的反擊，幾乎是用盡手段、完全不顧自己的大國形象。
中國能有今天的成就，證明了中國“菁英治國”的政治理念，確實有其優越性；也證明了我們中華民族，確實有其優越性。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承受了“百年國恥”，一直到今天，中國終能與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尤其是在印尼巴厘島G20峰會，11月14日拜習會以來，中國大陸可謂是躍居國際舞臺中心，四方來朝。
中國的“菁英治國”模式，必將成爲一個政治體制的典範，為很多“非英美盎撒國家”所欣羡效法。
做爲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我爲今天中國大陸，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具體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與自豪。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薛中鼎，大學讀理科，有比較嚴格的邏輯訓練，後來在政大讀企管碩士，美國讀管理科學博士。
大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基因，所以換了些不同的工作領域，在美國、北京與台灣都生活多年。雖然“遊牧”四方, 對於中國文學與歷史，尤其是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性，以及歷史變遷的邏輯性，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喜歡嘗試著以百年後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當下的現象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