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文化思想的誤解應從先秦原典探究原意
面對台灣仍有眾多對儒家真正精神與思想充滿無知的人，也讓我決定先從儒家原典中深入探討儒家思想，並從現代的眼光加以詮釋。(圖/取自網路)
作者/劉東皋（中報雜誌總編輯）
面對台灣仍有眾多對儒家真正精神與思想充滿無知的人，也讓我決定先從儒家原典中深入探討儒家思想，並從現代的眼光加以詮釋。
自滿清溥儀退位、建立共和體制以來，經過五四運動之後，總持續還是有人誤解、或誤讀孔孟的真實思想，而以當代的個人主義觀點看待儒家思想。多年前曾拜讀蔣勲的「孤獨六講」，文思敏慧、文筆沛然的蔣勲，讀其書確常有如沐春風之感。然而對於他所批判的儒家精神，總覺得有哪裡不對勁。
「孤獨六講」是在2006年出版，我約略稍晚於一些讀過此書。當時曾與一位朋友討論了這本書的一些內容，我也寫下了有關蔣勲批評儒家的部分繆誤之處的心得。蔣勲書中認為，中國或台灣的社會現象中，有許多對個人思想、行為的箝制，都來自於儒家文化的影響。而論語中，孔子的一些話語，便是儒家文化不尊重個人隱私、不敢特立獨行、只遵守中庸之道、不敢做第一、也不敢做最後；似乎，台灣社會不那麼個人主義、人們不那麼特立獨行，是孔子儒家的錯。
孤獨六講對儒家的錯解
他並認為，在儒家思想及社會中，是容不下特立獨行的；且儒家只講群體關係，卻從不觸及人所面臨的孤獨。這樣武斷的說法，我實感到很不以為然。
要批判儒家，或許應該從孔子所講過的話，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去探索才合理。孔子不是講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篤信好學，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既然無道則隱，不就是特立獨行嗎？進取之狂與有所不為之狷，不也是特立獨行嗎？當然，即使是孤獨的，孔子講的也是「慎獨」；因為，孤靜的時候，古之君子仍要「篤信好學」，而且，不論是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上，還要追根究底，「弗達弗措也」。如此的求知求行，即使是孤獨的，也並不寂寞。怎麼可以武斷的說，儒家不鼓勵特立獨行呢？
有個故事，也可以說明儒家重視個人隱私的「禮節」。年輕時的孟子曾想要休妻，因為有天他進入房門時，見到他妻子伸腳坐著（踞）。他媽媽問他為何要休妻？他說他太太在屋內「踞」坐，很無禮。但孟媽媽就罵他，無禮的是他，不是他老婆。因為「禮記」說，「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孟母責備孟子，是他不尊重他太太的隱私，而不是他太太無禮。
在二千多年前的農業封閉社會，人們都是大家族的生活型態，能做到如此之「禮」，怎麼會說儒家不尊重人的隱私呢？台灣許多自詡受過西方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從不去考慮西方在大航海時代或工業革命之前，也多屬封閉的封建農業社會，當時能接受知識教育的人除了貴族或僧侶，大多數人都是不識字或教育有限的農工商，那時的西方社會有比儒家更重視個人穩私嗎？
存在主義的孤寂與疏離是現代產物
而現代人的孤寂感或疏離感，也不過是西方社會近一、二百年來社會學家或社會心理學家在社會現象中提出的概念，多年前台灣社會流行的存在主義，一些少不更事的台灣青年（包括曾經年輕的自己）動不動就是卡繆的「異鄉人」、卡夫卡的「變蟲記」，從不去探討卡繆或卡夫卡等人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或人生境遇下寫下這些所謂存在主義的作品。
想一想，中國與台灣，在二次大戰之前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的存在？西方自1776年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盛行下所帶來的重商主義與都市化、人的「異化」與疏離，以及近現代的社會科學理論，也都是在工業革命後、於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二百年以來所發展的。而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前，中國與台灣則仍都處於被西方列強及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所壓榨的農業社會時代，硬要將近現代西方談孤獨（或是孤寂疏離感）的「故事或理論」套在儒家思想身上而批評儒家沒有談人的孤獨，其實是不當的類比。
蔣勲另在書中舉稽康為例，指稽康在夏天穿厚棉衣在柳樹下燒火打鐵，不願當官，卻被人所陷害，陷害他的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蔣勲認為，特立獨行的稽康會被砍頭，是受儒家的群體文化所害。
然而，真正的儒家思想是這樣的嗎？那些陷害稽康的人，不是被孔子列為敗德的小人嗎？怎麼會是儒家害了稽康呢？稽康要狂要狷，那是他的事；稽康認為他自己要「邦無道則隱」，真正的儒家不也是肯定的？那些在當朝為官、假借莫須有之名害死稽康、那些在「邦無道而仍富且貴」的人，本就被孔子視為「恥」。結論是，根本是小人害了稽康，怎麼會說是儒家害了稽康？
真儒家豈會害了稽康？
至於儒家未多談個人的孤寂感，或許是儒家本來就是以人本為中心的正向思想學（如同現代心理學有一派正向或稱積極心理學一樣），在任何亂世，孔子還是鼓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使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面對一群無知的人判他死刑，他在無知的人群中不也是孤獨的嗎？但他害怕孤獨嗎？蘇格拉底從容就死，根本不甩在人世間的孤獨感。孔子未多討論孤獨，也可能因為他根本不以為君子有什麼好孤獨的；他不也說了：「德不孤，必有鄰！」
每每談到歐美西方哲學或思想體系，就必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師徒談起，但古希臘思想也曾經在中古黑暗時期近一千年沉寂很長一段時間，歐洲直到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才又開始重新著重古希臘哲學思想，直到十七、十八世紀，歷經理性時代、啟蒙運動，奠立了近現代西方哲學體系根基。
民國初年，中國眾多知識菁英引進西方哲學思潮，便對中國舊傳統文化思想興起一片批判聲。民國初年那個時代許多的進步派文人與知識份子，將中國的積弱，很大一部分歸咎於舊傳統文化的束縛。
但這些人就如同溫水裡的青蛙，或說得比較文雅一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因當時受清朝「科考教育」的洗腦，就將中國的衰弱歸咎於中華文化的僵固。
然而，中華傳統文化即使歷經了科舉時代，都還造就了唐宋眾多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與軍事家；中間雖曾歷經元朝近百年的異族統治，但到了明朝仍有王陽明這樣的大思想家出世。滿族清朝統治了中國276年，興起了幾場文字獄，眾多被馴抑的漢族文人與知識分子，為了走向科舉當官之路，沒有多少人敢再多發議論、抒發情懷，怕萬一隨便一個字、一句話被視為影射清朝皇帝統治的不是，就會惹來殺身之禍，因此眾多文人學者只能往考證訓詁發展。若說皇權統治造成了思想的束縛，也不過就是明、清時代這幾百年的政治極權統治所造成，卻為何要歸咎於「古先秦」中華文化思想之害呢？
先秦君權農業社會已有民本思想
儒家強調的倫理、民本精神，不是比西方思想更先進嗎？在農業君權封建時代裡，孔子在中庸就說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天下之達道。但儒家講的五倫是「對等」的，而不是絕對的，例如，君臣有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有別、朋友有信。如果君對臣無義（理），臣又怎麼忠君呢？夫妻有別，更要相敬如賓（朋友）；父不慈則恐子不孝，兄不友弟更不可能恭。儒家何曾要求愚忠愚孝？會要求愚忠愚孝的，恐怕都是掌權的國君或大家庭的族長為了鞏固權力而故意曲解要求的。
孟子不僅早就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甚至認為，國君無道也可殺之。齊宣王曾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答說：「於傳有之。」齊宣王便問，臣弒君可以嗎？孟子回答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獨）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面對掌握大權的諸候王，都敢對答說，一個不仁不義的獨裁者，本就可以誅殺之。這種思想，在當時代豈不先進？
中華先秦時代思想的深刻性與多元性，並不比古希臘時代的西哲差。如今台灣社會受西化（實際上是美國化、而且是淺薄的美國化，真正懂得古希臘、西、北歐基督教文化的台灣人又有多少？）影響，總以為西方或美國講的民主就是好的，從不去思辨民主共和的真義。
何時才有真民主與真共和？
試想，古希臘時代的民主，是真民主嗎？蘇格拉底是被一群愚盲之人所處死；羅馬共和其實是一群貴族統治平民、奴隸的貴族共和。在人民沒有基本思辨能力之下，西方中古世紀受教會控制導致的愚民、奴民政治統治時期，不也是持續了近千年？若非十八世紀（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西歐各國會真正走向民主思想嗎？而即使法國大革命帶來了民主革命思潮，也曾為法國帶來一段暴民統治的恐怖時期，並導致後來拿破崙一世的稱帝。
不論是東、西方，在農牧業社會時期，依靠軍權打天下、或以侵略他人、他族、他國為擴張勢力的手段，都必然導致掌權者家天下的思維。直至今天，即使進入了所謂民主社會，包括美國或台灣（及東亞的日本或韓國等），仍常見靠著選舉掌權的人，還是充斥家天下及派閥天下的思維，在美國政府所扶持下的台灣、日本、韓國政府，貪污腐化情況屬見不鮮，日本至今的派閥政治難解，韓國過去多位總統或其親友涉及貪污重罪、台灣則是自李登輝以降黑金政治從地方漫延至中央；如今的民進黨施政作為處處可見金權腐敗現象，這種美式扶植的民主政治，是具有思辨能力與是非公理心的台灣人所要的嗎？
民主的前提在以民本為主。兩千多年前，東、西方都處於軍事集權統治的農牧業社會時期，孟子就提出執政者應該以民為本的施政思考；這樣的理念，即使是今天的共產專政的集權政府，都必然自稱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要加以遵奉的。事實上，不論是哪一種執政體制，掌權者的「人性良莠」才是政治是否清明、人民是否安康的最重要依據。
人性之惡讓施明德遭受酷虐
前不久，才在黨外民主前輩施明德的臉書上看到他的一則訊息；他的一個朋友在他的LINE留言說：「國家，國家，國，不論是中華民國或台灣國，都對施明德十分酷虐。從這個家（指施的家庭），才能看見上帝對施明德的寵愛。」施明德說他讀到後難免泫然；他不是難過，而是感動：「有什麼寵愛，高過上帝的？」
本文末舉施明德這段臉書訊息，目的在指出，其實不論台灣叫什麼國名，也不論台灣是否已進入真正的以民為本的民主時代，即使如美國這種號稱已建立二百多年的民主政治國家，一個掌權者若以私心權慾為重，只想鞏固自己的權位財勢而不顧整體社會的康寧、不顧（本國及他國）百姓的公義，這樣的掌權者，便是孟子所說的：不仁不義的獨夫。而任何施政之良窳，都在於掌權者人性善惡之一念。中華文化之精微，就在於探究人性、人行之是否合乎天道，而不在乎其叫什麼國名（不論叫齊國、趙國或魏國）或施行什麼政體，執政者都應以民為本施行仁（合情）義（合理）之政。
一個人若一心為惡、心無恥感、透過操控無知人民而上位的執政者，則他或她靠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而掌握權力，都一樣會施「酷虐」於人民。
美國政府自視為老牌民主自由國家，卻在二次大戰之後，因美國政府介入或挑起的戰爭竟達上百件；而在有戰事的地方，都有美國製造的武器銷售或輸出（美國政府提供武器給他國政府，即使當下號稱免費，未來不用在經濟上回饋美國嗎？而美國政府的軍費是向民間軍武公司所採購，這中間涉及多麼龐大的利益？）。
為了能源、為了科技軍事與美元金融霸權，美國政府長期不斷的挑起不同文化種族的衝突與戰爭，而這樣一個號稱基督教文化的國家如今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軍火武器輸出國，造成的他國人民死傷與逃難者更不計其數。捫心想想，這是上帝或耶穌允許的嗎？
作者簡介
劉東皋，祖籍山東齊東縣，台灣高雄人，淡江大學統計系畢、朝陽科大企管研究所碩士、大葉大學管理研究所管理博士。曾任經濟日報、台灣日報、新新聞周刊、台灣醒報，並陸續在中部數家私立大學兼課。2014年創辦自媒體中報雜誌至今，持續關注台灣社會表面現象的背後實相，記錄當代台灣社會的思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