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彊《共和國之夢》政治小說集行將出版，本月16日下午02：30，於台北市同安街107號〈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發表會，歡迎讀者踴躍參加。
作者/履彊
20年前，我放下寫小說的筆，縱身躍入政治的江湖。
20年後，我反思、反省過去曾經參與過的政治，甚至反叛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對於成為政治人物，其實我自始至終都是排斥的，但人生如同一本雖有大綱，情節卻有機發展的小說。政治成為我半百人生中的意外轉折，儘管內心依然抗拒，卻身不由己的上台「演出」被鋪排的角色，我必須和道貌岸然假扮上帝，背後却如魔鬼般的政客握手，有時還虛偽的稱兄道弟。在選舉的舞台、街頭、媒體面前，呼群保義，言不由衷。我用心讀著閃爍著不同光彩的臉譜與眼神，大多數是政客的嘴臉，少部分是懷抱〈共和國之夢〉的理想派；有人高喊台獨，也有人倡導統一，有人因選舉結果而亢奮如野獸，但也有人因而頹廢在失敗的深淵裡，一蹶不振，無法自拔。
在政黨工作時，不管日子多忙、行程再多，我桌上的書報雜誌，仍是我深夜或清晨獨處時，必然閲讀的功課。每當我面對地方的民眾，演講或談話的內容每每都是與當地相關的人文歴史，比如哪裡曾經有過那些文人雅士，寫過什麼詩文，現在又有哪些正在創作的作家及其作品、文史工作者的地方書寫等等，至於選舉或地方派系、府會關係、政黨對立，則只是輕描淡寫或略而不提。於是，有人在背後批評我不務正業，關心文學甚於政黨的選情。
是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江湖中，我仍用力呼吸著文學的空氣，關注各大報副刊、文學雜誌、文學奬或年度小說選，甚至一字不漏的細細品味得獎作品，連評審過程的報導都不放過，彷彿得奬的或失落的是昔日的自己。
在我加入由李先生主導成立的政黨後，不論喜歡、崇拜或不喜歡、討厭李先生的友人，常好奇的追問，我和李生生到底是什麼關係？事實上，李先生與我非親非故，但他是個喜歡閲讀、手不釋卷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個讀書人。
他對我的認識，缘於1990年波斯灣第二次戰爭，全球戰雲密布，人心惶惶，台灣也不例外。台海似乎陷入「平時的戰爭」狀態，加上媒體24小時報導科威特被伊拉克攻陷，兵敗如山倒的慘況，並對比兩岸戰力懸殊，共軍武嚇臺灣的軍事演習影片，台灣股市因而持續下挫，民眾搶購民生必需品，市場哀鴻遍野，而三軍部隊也停止休假，外島部隊甚至全副武裝進入碉堡坑道備戰，報上還刊出官兵預留遺書的新聞。
當時我甫離別軍旅未久，對瀰漫全台的「亡國感」，感到不以為然，便以戰略研究者的專業角度，寫了篇〈波灣風雲不等同台海浪濤〉的評論投稿《中央日報》，內容概述美國的全球軍力佈署與亞太安全情勢，並反駁預言共軍趁亂攻台、美國亞太駐軍可能抽調波灣，某些「戰略命相家」危言聳聽的言論。刊出後，李先生在文化總會約見我，表達對我論述的讚許，言談中，李先生告訴我，他讀過英國戰略家李德．哈特的〈戰略論：間接路線〉，還好我對這本書的大戰略思維與游擊戰論述，以及書中所舉戰史例證並不算陌生，我告訴李先生，書中的戰史故事，有的已被寫成小說、拍成電影，他津津有味的聆聽我對時局與台海安全的看法與建議，會見結束時，我也送給他幾本我出版的小說集。沒想到，他很快將我推荐給當時甫籌備成立的民間智庫「張榮發基金會」所屬的「國策研究中心」，我也因而成為中心的國防小組政策研究員。
未久，他再度約見，竟要借調我去文化總會擔任〈活水文化雙週報〉的創刊總編輯，這是一份只談文化藝術、人文風土民情，發行村里鄰基層及各級學校、機關團體的四開刊物。李先生對這份雅俗共賞，不談政治，以民眾為本位的刊物十分重視，幾乎每期的大樣都要親自過目，有時還會退稿，提出修改建議，當時的秘書長黃石城更鼎力支持，我和編輯部同仁方梓等人都戰戰兢兢，經常加班到深夜、凌晨。
因為曾經在文化總會工作的關係，我和李先生有較多的接觸，這也是他後來要求我協助新政黨的成立，並擔任祕書長兼發言人的遠因。而我們交談最多的竟然是芥川龍之介、廚川白村、夏目潄石、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志賀直哉、谷崎潤一郎⋯⋯等等。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某次選舉之後，他約我在鴻禧山莊單獨見面，一方面表達對我的慰勉，一方面閒話家常，他問我：「做政治，和當作家、學者有什麼不一樣？」顯然有人說我輕忽選情，只知關心文學的閒話已經傳到老先生耳裏。
「政治是廣義的閲讀。」我的回答，讓老先生笑得十分粲然，他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反而要我多看一些政治以外的閒書，我知道，他一直是日文版〈文藝春秋〉的長期訂戶。
然後，他帶我進入地下室的書房。一邊介紹書架上一排一排、豐富的藏書，其中還包括早期的新潮文庫，還有他兒子憲文過世後留下的書刊，以及他多年來讀過的日本文學藏書；一邊輕鬆的告訴我，他喜歡像台灣「唸歌」般的俳句，說著説著竟吟唱起來。
老先生說，年輕時，要不是被徵兵到南洋，他也曾經想當作家呢！
此後，閲讀成為我和老先生每次見面時，必然觸及的話題，儘管我不懂日文，但老先生每次都會在我告別時，順手交給我一袋他讀過的書報雜誌，中、英、日文版都有，包括文、史、哲、傳記，甚至還有幾本是有關醫學的期刊，這些存放在書架上的舊書也成為我對老先生的追憶。而他對我的知遇，使我在政黨輪替後的民主發展中，既扮演參與者也是「閲讀者」的角色，他的身影與許多人的許多事，都投射在這本小說中的某個章節，但我必須說明，某些情節並非全然寫實。
誠如小說家詹明儒兄在本書〈被撕扯的年代〉文中所言，政治的確是是我〈錯身而過〉的人生過程，我也必須坦承自己對由「尚」、「黑」二字疊成的「黨」欠缺好感。還記得在我上任前幾天，對我十分關心的星雲大師在台北松山道場約我午餐，大師對台灣政局瞭然於心，他理解我已經身不由己，並未勸退我。但他也告訴我，依他的觀察與揣測，老先生要我去接任一般政治人物都不一定勝任的黨主席，自有他的「老謀深算」。因為我只是文化人、作家，既非政客又沒有班底，好處是沒有派系包袱，也不會受制於政商財團，又曾在智庫政策研究、擔任過媒體負責人，對一個新興政黨而言，最需要的就是文宣、政策議題的論述，加上媒體閱聽大眾喜新厭舊，我的素人形象或可以一新耳目。大師又語重心長的說，他對我任事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但問題是我的性格、內在，都不適合當一個需要表演的政治人物；何況「伴君如伴虎」，縱使我與李、扁二位「大老闆」都有不錯的交情，但他擔心我「二大之間難為小」，一旦二人之間有什麼衝突或不愉快，在夾縫中的我，必然左右為難，順了公意逆了婆。
星雲大師彷佛透視我內心最幽微的深處，又預測了未來政局發展的種種可能，所以他誠懇的建議我，既不能違逆李先生的提拔，就以「二年一任」為底缐吧。他的先知先覺，竟和作家柏楊和夫人香華姊對我從文化總會離職，轉換為政黨主席的擔憂不謀而合，柏老甚至幽默的安慰我，就當作是去讀或是寫一本政治小說吧！後來，二位老人家對我的擔憂與預言，在台灣政局的風雲跌宕起伏不定的變幻下，果然一一呈現，二年後，我毫不倦戀的離開政黨的職位。
然後，我再度投入社區文化與媒體工作，較多着力於政論、時評與台海安全研究，在文學上雖然並未完全停筆，但「小說家履彊」的身分，卻仍停留在從政之前的身影。一直到五年前，我決定從一些「無事忙」的非營利組織職場退離，期待自己在花甲之年，除了完成多年來斷斷續續也修修改改的長篇小說外，也能重新再版過去在聯文出版，雖未暢銷卻已售罄的小說集。沒想到，多年不見的發行人張寶琴大姊，在知道我的心意後，除了打消我移轉版權的念頭外，還鼓勵我要將過去從政的某些經歷寫下來，她認為文學界很少人像我，有親身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而台灣的政治小說已斷層許久，她希望我能彌補這個空白，只要新作問世，再版以前的小說將可順理成章。
張寶琴大姊的好意，對我過去創作的肯定與鼓勵，的確是我重拾小說創作初心的主要動力。牡羊座性格的我，當然無懼於新的挑戰，但我深知政治小說必須拿揑某些「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可說不可說」的分寸，尤其是台灣近20年政治發展的寫實；何況，其中的某些人、某些事，還活生生地存在著，而我有幸也不幸參與某些事件，親身體驗、經歷一些風風雨雨，寫作的觀點必然難以避免某些主觀。
在我思索、反省，準備寫作的過程中，恰逢2018年「韓流」風起雲湧，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我，冷眼旁觀，像閲讀一本忽然暢銷的奇情小說一般，不免感嘆江山代有才人出，奇人奇才奇事，令人目眩神迷。翌年，大選的亢奮躁鬱淹沒了台灣社會，在民意浪潮中的政客，紛紛挺身而出，有的高呼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捨我其誰？有的暈船暈到撞礁沉沒，「政客共和國」可說是當時的台灣寫照！
2020年，政局風雲變色，師心自用，以廝殺同志為己任，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某黨，兵敗如山倒，被民意的瘋狗浪席捲，這種種的發展，比起政黨輪替初期，朝小野大的爭鬥，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我既是千萬選民之一，也扮演閱聽者的角色，既傾聽「韓流」的心跳聲，也觀照對立陣營狼狽群聚得意喊叫「天下是我們的」，旗鼓震天的殺伐嘶吼；我發現了20年來，台灣本土政治發展的某些脈絡，有的政黨與惡的距離愈來愈近，有的政黨一直沉淪在意識形態的深淵中，政客則以人民為芻狗，以「公義」為名私利為謀，所謂第三勢力卻仍如夢幻泡影⋯⋯。
曾幾何時，多少人在「共和國之夢」中呼群保義，聲嘶力竭的高呼「抗中國保台灣」⋯⋯；多少人在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浪潮中，攀登權力高峯後唯我獨尊，將批評或反對的聲音，全然視之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我駭然發現，台灣正陷入「民主內戰」的焦慮中，我熟悉的友人甚至至今仍然在選後憂鬱症中，不能自拔。
我知道，是我該動筆的時候了。
我終於理解，柏老當初以寫政治小說，比喻我投入政治的幽默，的確是先見之明。莫非，我參與那個時代、那些事，錯身而過的政治閲歷，以及最近這幾年中，台灣政治、民意的風雲變色的觀照，就是為了寫這一系列政治小說的準備？
為了專心寫作，我經常返回雲林家中，在20年來的筆記、剪報、講稿中，找尋過去的蛛絲馬跡，從經驗法則中耙梳出可以寫、應該寫的某些人、某些事。開始下筆時，竟然有著遊子浪跡天涯，準備束裝返回家鄉的情怯。每當寫完一篇，便沉澱下來，改了又改，一方面是自己給的道德壓力，一方面是忌諱當事人的可能反應，有的甚至重寫多次，直到說服自己。然後，擱置下來，再寫第二篇，一篇一篇寫著、改著，並嚐試以「江進」與「鄧飛鴻」二個人物的觀點，橫亙其間，有時還刻意裂解成不同的身分，讓每篇小說既有獨立的情節，又能相互串連，形成一種「類長篇」小說的結構。
這一系列的小說，我連結了20年来自己參與過或旁觀的政治事件，發表時引發讀者或者政治人物、媒體的揣測，當然是預料中事。我也不否認，在諸篇情節的時空背景與人物性格的塑造，有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影射，我在其中的確藏著某些隠晦的想像。甚至，小說家詹明儒兄和李瑞騰教授都不約而同的，將「江進」的身影類比為我的經歷，也有擔任過立委的讀者、好友認為「鄧飛鴻」是李先生，「阿德總統」又是⋯⋯。凡此，我只能說小說人物與現實之間，既有寫實也有虛構，曲折的情節必然也是虛實交錯。鄧飛鴻與江進這兩個貫穿全書的人物，其實是某些人物的綜合體，屬於多面相的「圓形」人物，而非僅指涉某一特定人物。
這本書得以成為我20年來，唯一的小說新作，我要感謝那個時代、那些人、那些事，给我「閲讀」參與的機會。謝謝聯文出版社發行人張寶琴大姊不斷的鼓勵與催促，周昭翡總編輯耐心的等待，謝謝多年老友李瑞騰教授以「開啓台灣政治小說的新視野」，給我的鼓勵與期許。小說家詹明儒兄對這本小說，更費心的抽絲剝繭，不僅改了許多錯字，還解讀了不少我藏在其間的密碼。而提供大篇幅版面刊登系列小說的人間副刊、文訊、優傳媒、文創達人誌、金門文藝等，讓我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溫暖與再接再勵的動力。多年老友也是聞名國際的畫家陳朝寶兄，慷慨的提供他的畫作做為本書的封面，尤其令我「足感心」！
我更要謝謝李先生在世時對我的寛容，以及柏老及夫人香華姊當年的鼓勵，星雲大師對我的開示，讓我遠離政治的顛倒夢想，回歸文學的初心。
我還會再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