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這段發生於三百多年前的歷史故事，對於今天的兩岸關係，應該有參考價值。(圖/取自網路)
作者/薛中鼎
滿清與明鄭的交鋒歷史，對於今天的臺灣來説，是一段十分值得參考的歷史。唐太宗說，《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滿清與明鄭的交鋒歷史，昭示了三百多年前，
西元1644年，滿清入關，順治登基。順治的含義，是“順天而治”。可知滿清入關，已有漢人“皇權受命於天，順天意而治民”的哲學理念。
順治三年，西元1646年，鄭成功起兵反清復明，故稱之爲明鄭。明鄭與滿清的對抗，歷經鄭成功、鄭經與鄭克塽三代；滿清也歷經兩個皇帝，順治與康熙。一直到康熙22年，西元1683年，施琅出兵收復臺灣，鄭克塽出降爲止，前後共計38年。
這38年間，滿清兩個皇帝，與明鄭三代，進行了多次和談，都沒有成功。和談失敗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滿清堅持要明鄭剃髮歸順，而明鄭王朝堅決反對。
談判過程中，明鄭要求臺灣應比照高麗與朝鮮。高麗與朝鮮是中國藩屬，民衆無需剃髮。滿清則認爲臺灣是中國一部分，與高麗朝鮮不同，臺灣歸屬中國，民衆必須剃髮。
所以，當時的剃髮問題，具有主權上的象徵性意義。與今天改不改國旗國歌問題，頗有類似之處。
鄭成功在起兵初期，以廈門為根據地，在爭奪海澄、漳州的戰役中，屢次擊敗清軍，使滿清朝廷頗感困擾。順治九年（1652年），滿清與鄭成功開始進行和談。當時，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被滿清軟禁在北京，順治就要鄭芝龍寫信給鄭成功勸降，同意封鄭成功為海澄公，並且把漳州、潮州、惠州、與泉州四府的兵權與領海之權交給鄭成功。
鄭成功回復說，“我兵馬繁多，非數省不足安插。和則高麗、朝鮮有例在焉。”也就是説，鄭成功向順治索取南方三省，做為他的屬地，並且要求比照高麗與朝鮮模式，不剃髮易服，形同獨立王國。鄭成功所開的條件，滿清無法同意，談判破裂。
談判雖然破裂，但是雙方都亮出了底綫。順治可以接受鄭成功比照吳三桂，成為封疆大吏。鄭成功要的是《兩國論》，比照高麗與朝鮮。稱臣納貢可以，主權必須獨立。
順治皇帝與鄭成功對峙了16年之久，其間和戰無常。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歸天。同年，鄭成功東渡臺灣，趕走了荷蘭人，臺灣成爲明鄭反清復明的新基地。
次年，鄭成功逝世，鄭經繼位。臺海兩岸的交鋒，可説是同時換了主角。由順治與鄭成功之爭，翻頁爲康熙與鄭經的對峙。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派人到臺灣與鄭經議和。鄭經寫了封回信給康熙，清楚説明了鄭經的觀點：
“況今東寧（臺灣）遠在海外，非屬版圖之中，東連日本，南蹴呂宋，人民輻輳，商賈流通。王侯之貴，固吾所自有，萬世之基，已立於不拔。此自貴賤所目睹者，不佞亦何慕於爵號，何貪於疆土，而爲此削髮之舉哉？”
鄭經認爲，臺灣遠在海外，地理位置優越。東連日本，南銜呂宋，物阜民豐，商貿繁榮。他在臺灣稱王，日子過的很舒服。萬世基業，皆已立於不拔之地。滿清能給他的，對他來説，都談不上什麽吸引力。他沒有理由，要剃髮歸順滿清。
同時，鄭經也請使者帶一封信給他在北京的舅舅董氏，信中有這樣的話：
“倘清朝以海濱為虞，蒼生爲念，能以外國之禮見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則甥亦不憚聽從。”
鄭經的意思是，如果滿清願意接受《一邊一國》的關係，雙方互市通好，息兵安民，他樂於配合。
簡單來説，鄭經的意願，就是《維持現狀》，與今天的台灣心態，基本相同。
康熙皇帝對於他爲什麽要堅持鄭氏王朝剃髮，在他給尚書大臣明珠的詔諭中，也有他的説辭：
“至於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之説，不便允從。朝鮮係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
乃中國之人，若因居住臺灣不行剃髮，則歸順悃誠。以何爲據？ …… 果尊制剃髮歸順，高爵厚祿，朕不惜封賞。即臺灣之地，亦從彼意，允其居住。庶幾恩訖遐方，兵民樂業，干戈不用，海疆安。稱朕奉天愛民，綏懷遠人至意。”
康熙的意思是，朝鮮本來就是外國，而鄭經乃中國之人，兩者在本質上不相同。
如果鄭經因爲居住臺灣就不剃髮，何能證明有歸順之心？只要鄭經接受剃髮歸順滿清，朝廷願意賜以高爵厚祿，臺灣也可任由鄭經繼續居住治理。彼此可以不動干戈，兵民樂業，兩岸同享安和之好。
鄭經對於臺灣應援引朝鮮案例，無需剃髮，給了這樣的説法：
“朝鮮豈非箕子後乎？士各有志，苟能如朝鮮例，則敢從議。若欲削髮，至死不易。”
鄭經認爲朝鮮是殷商箕子的後代。既然朝鮮人可以不剃髮，鄭氏臺灣，應可比照之。否則，寧死不從。
康熙的寵臣，尚書大臣明珠，在回復鄭經的信中寫道：
“君臣之義，譬猶父子，而異其衣冠，豈可君臣而別其章服？此薙髮一事，所當一意仰從，無容猶豫者也。”
明珠的意思是，君臣之義猶如父子。既然如此，君臣的衣冠應有一體性。剃髮的事，必須遵從，不可猶豫。
康熙與鄭經的這一輪談判，再度膠著於剃髮還是不剃髮的問題，最終還是無法達成協議。
康熙十二年至康熙二十年（1673-1681）之間，滿清南方發生了三藩之亂。鎮守雲貴川的平西王吳三桂、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之信、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三位藩王相繼舉兵反清。一時之間，聲勢浩大，滿清的統治根基受到威脅。鄭經趁機屢次出兵福建，與清軍多次交戰，互有勝負。
而康熙，是由篳路藍縷而至清初盛世。兩岸領導人，一是“向上提升”，一是“往下沉倫”。
此時局勢，是一個統一而强大的滿清，面對一個政治混亂而又經濟蕭條的臺灣，對臺灣十分不利。鄭克塽的權臣馮錫範、劉國軒等，與滿清福建官員聯絡，準備接受招撫，願意接受剃髮。但是滿清在廷議時，康熙決定用兵，不再考慮和談。
康熙對大臣們說：
“（臺灣）首渠既除，餘黨彼此猜疑，各不相下，眾皆離心，乘此撲滅甚易，進剿機宜，不可停止。”
於是，康熙決定採取行動，收復台灣。鄭經逝世半年後，即重用施琅，令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並加宮保官銜，前往福建，負責對臺《相機進取》。康熙給施琅這樣的上諭：
“爾至地方，當與文武各官同心協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則民生一日不寧。爾當相機進取，以副朕委任至意。”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進駐廈門，準備對臺“相機進剿”。在出兵時間與攻臺地點等戰略問題上，施琅與福建總督姚啓聖多有分歧，間或有權力之爭。因此施琅的出兵時間，受到拖延。終於在二十個月之後（1683年六月），施琅在銅山誓師，率水師三萬多人，戰船三百多艘，進攻澎湖。一周後，施琅在澎湖，大敗明鄭劉國軒的水師。
鄭克塽知道大勢已去，派人到施琅軍前，希望清廷能同意鄭氏家族“居臺灣，承祀祖先，照管物業”，康熙不予同意。
1683年七月，鄭克塽在岳父馮錫範、掌軍權的劉國軒的勸説下，接受滿清的曉諭，下令臺灣軍民全體剃髮，由施琅前來接收。
簡單來説，康熙掌握了平定三藩之亂，與鄭經逝世、台灣内亂的時機，決定“以武逼降”。康熙令熟悉台灣情況的施琅為將，經歷一場澎湖海戰，台灣本島不戰而降。
施琅六月中誓師出兵，到馮錫範7月中將鄭克塽送交施琅，僅約一個月。
三十多年來的剃髮之爭，最終以滿清出兵，明鄭敗亡，而畫下句點。
臺灣降清之後，鄭克塽被封為海澄公，馮錫範封為忠誠伯，劉國軒為順清侯並任天津總兵。鄭克塽及其家族內遷北京，滿清並將鄭成功與鄭經的遺骸，遷葬至福建泉州。
施琅因收復臺灣有功，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施琅收復臺灣之後，負責治理臺灣。施琅治理臺灣時期，採行了以下策略：
1）留用原明鄭人才；
2）發展農業生產；
3）興辦文化教育，譬如奏請奉祀臺灣民間所信仰的媽祖為《天后》；
4）改善稅賦制度；
5）敦促兩岸貿易。
滿清收復臺灣，是和平過渡，民生沒有受到衝擊。相反的，統一之後，臺灣的經濟與民生，得到了相當正向的發展。
施琅是福建晉江人。康熙年間，因爲施琅的原因，很多福建施氏族人相繼遷居臺灣發展。現居臺灣的施姓人口頗多，應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福建施琅施氏族人的後裔。
今天，在臺南孔廟依舊供奉著施琅牌位，在距離延平郡王廟不到兩百公尺的城隍街，有座福德爺廟，廟中祭祀施琅神像。
施琅的兒子施世綸，就是中國民間戲曲《施公奇案》中的施公人物原型。《施公奇案》中的施公，有“天下第一清官”的美譽。
據説，台灣社會的菁英，如施明德，施振榮，施崇棠等，都是施琅家族後裔。
縱觀滿清與明鄭這段持續三十多年之久的《和談與剃髮之爭》，我們可以做出以下幾點總結：
1）鄭氏王朝奉明正朔，一直使用明桂王永曆年號，與滿清對抗。實際上，鄭家擁有治理臺灣的權力，與明朝朱家毫無關係。這個打著前朝（明朝）招牌，與新朝（清朝）相對抗的情況，與今天的兩岸，十分類似。
2）剃髮還是不剃髮，在雙方談判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剃髮問題具有主權上的强烈象徵性意義，類似於今天的國號、國旗與國歌。如果不換國號、國旗與國歌，可以談；如果要換，就很難談。
3）在談判過程中，當時的局勢，影響了雙方談判的意願與姿態的高低。雙方都以議和爲名，取得緩兵、籌餉、通商等實際利益。其實，雙方都缺乏和談的誠意。
4）順治與鄭成功初次和談，是因爲順治需要集中力量清除南明殘餘勢力，所以放低了姿態；而鄭成功的姿態，就顯得偏高，甚至跟滿清索取東南三省的治理權。
5）康熙與鄭經和談，也是因爲受窘於三藩之亂，姿態很低，當時的和碩康親王傑書還提議鄭經 “受其藩封，歲時通奉獻，如高麗朝鮮故事，通商貿易，永無嫌猜”，也就是說，可以考慮不要求明鄭剃髮。
鄭經想趁三藩之亂，攻占福建沿海諸縣。所以，鄭經的回復，是要求滿清“邊所海島悉為我有，資給糧餉”，等於是以高姿態的索價，回絕了康親王傑書的建言。
6）康熙平定三藩之亂，鄭經逝世，臺灣内鬥加上經濟衰敗，形勢逆轉，臺灣的鄭克塽放低姿態，甚至可以考慮接受剃髮，只要求能繼續“治理臺灣，承祀祖先”。但是康熙堅持用兵，不再和談。很快就“以戰逼降”，結束兩岸的分治。
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我把這段發生於三百多年前的歷史故事，做了梳理。這段歷史故事，對於今天的兩岸關係，應該是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薛中鼎，大學讀理科，有比較嚴格的邏輯訓練，後來在政大讀企管碩士，美國讀管理科學博士。
大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基因，所以換了些不同的工作領域，在美國、北京與台灣都生活多年。雖然“遊牧”四方, 對於中國文學與歷史，尤其是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性，以及歷史變遷的邏輯性，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喜歡嘗試著以百年後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當下的現象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