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地點，它是位在紐約中央公園旁的布拉薩大飯店(又稱廣場飯店 ，The Plaza Hotel) 。扣板機的剎那，被美國警察將他的手往上托，子彈穿過圖中的旋轉門上方，蔣經國逃過一劫。(圖/陳婉真攝)
作者/陳婉真
他開創了台灣很多個「第一」及「唯一」，他的故事卻鮮少人知道。
他是台灣第一個，也是唯一公然持槍行刺蔣經國的人，在扣板機的剎那被美國警察將他的手往上推，蔣經國倖免於難，毫髮無傷，他卻因此成為階下囚、逃犯。
對於行刺蔣經國的理由，他說，他只是希望打亂蔣家接班計畫，重新挑起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藉此鬆動當時國民黨超穏定結構的高壓統治，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展打開讓人民喘息的空隙。他說他要針對的是制度而非個人。
刺蔣案美國報紙及電視均大篇幅報導，那時美國鮮少人聽過台灣的名字，黃文雄說當他被身材高大的美國警察壓制在地上時，他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美國記者聽不懂，把它改成："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圖/鄭自才提供)
他從來不覺得刺蔣這件事有那麼了不起，他說那是任何人在那個時代那種場合都會做的事。倒是刺蔣事件後，以當時台灣留學生的有限財力，卻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籌措到高額交保費用，對國民黨政權的衝擊應該更大。
刺蔣案最重要的關鍵人黃晴美於2018年1月30日過世，台灣的朋友於3月25日為她舉行追思會。案發時她是黃文雄的妹妹，鄭自才的妻子(鄭自才出獄後兩人離婚)，她對他們的行動全力支持。
案發前一天她和黃文雄以情侶模樣，到現場進行模擬。槍擊當天手槍放在她的皮包裡，直到距離現場很近時，她才將手槍拿給哥哥。黃文雄親吻她的額頭說："I love you"，轉身離去前瞥見她的眼角含淚。接下來兩人棄保逃亡及和鄭自才逃到瑞典的過程中，她所受到的壓力之大令人心疼。她在人生最後十年罹患了失智症，許多424事件的故事隨著她的離去永埋於塵土中。(圖/陳婉真攝)
他為了刺蔣案潛藏26年，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嚴格說是25年，因為第一年他曾獲保釋出獄）。26年後的1996年，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到台灣，卻因為刺蔣案發生在美國，台灣的司法根本未曾列案，無法將他究責。戶政單位以他沒有入境資料為由，不讓他入籍，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邀他到台北市入籍，市府官員無人敢承辦，最後由市長陳水扁及民政局長陳哲男兩人，親自幫他辦妥回復戶籍手續，成為那個時期黑名單人士唯一最快順利取得戶籍登記的人。
他也是國民黨政權時代長期限制海外異議人士返台的、為數超過數千人的「黑名單」人士中最「大尾」的一位。為了徹底斬除黑名單對人民的非法限制，他回台後積極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讓違憲的黑名單政策從此絕跡。
黃文雄潛入地下25年間，都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婁郊區；有時到市區，就住在一間印刷廠的地下室，即照片中被汽車遮住的樓梯下。
包括他離開美國，都是他在參與各類活動中認識的朋友幫他打點，這種專門協助諸如反越戰及反獨裁政府的國際組織，他稱之為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而潛伏生活就叫做走入地下(went underground)。為了不中斷接觸台灣的消息，他會單線聯絡一位信得過的台灣人。在蒙特婁期間照顧他最久的是張維邦，張維邦守口如瓶，連太太都不知此事。(圖/陳婉真攝)
他是黃文雄，政大新聞系畢業，繼續攻讀新聞研究所期間，於1964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獎學金赴美留學，1966年轉往康乃爾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攻讀博士。1970年4月24日，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訪美，在紐約市遭到黃文雄行刺。
黃文雄自己說，他在國內本來就不怎麼「乖」，一出國簡直如魚得水。而在康乃爾大學專攻政治與經濟社會時，所有的課外活動和「田野工作」（fieldwork）都投入各種社運的見習和參與。
「所以對我來說，刺蔣不過是我的社運工作的一部份而己。刺蔣『功虧X尺』（是很驚險，但沒有警方誇張的那麼驚險），對我來講，只不過是一場社運失敗的經驗而已。以後的25年逃亡，因為有國際同志友人有組織的協助照顧，身份證明和健保卡都有，我還是繼續參加當地和國際的社運，只要不強出頭和避免媒體曝光，免得給了美國FBI和國際刑警組織追捕我的線索就行了。」
不只台灣的司法體系找不到他的案子，他的母校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生名單上，也不知何時把他的名字移除掉了。統治者想都沒想到，事隔26年後他會「自投羅網」跑回台灣來，而且繼續從事他的社運工作，尤其側重人權議題的努力。
黃文雄被除名這件事，是政大於1995年新聞系60周年慶整理資料時，才發現校友資料裡沒有他的名字。之後系裡不但補上，並於「政大新聞教育六十周年紀念」刊物《一步一腳印》一書說：「本系廿一期畢業系友黃文雄，在紐約布拉薩飯店前開槍狙擊當時訪美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為推翻國民黨政權，不惜犧牲生命，更不論學位、婚姻和前途幸福，可憐至今仍然埋名漂萍天涯。」
黃文雄和謝聰敏是政大研究所的同學，謝聰敏為了印製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海報，曾詢問黃文雄有沒有可靠的印刷廠，黃文雄說，謝聰敏知道他出國在即，沒告訴他自救宣言的事。
刺蔣事件過後，謝聰敏唯恐黃文雄家遭騷擾，特別帶領紐約時報記者到新竹黃家採訪，在戒嚴時期有國際媒體關注是很重要的保護。謝聰敏卻也因此讓國民黨恨之入骨，加上協助彭明敏成功逃離台灣等新仇舊恨，謝聰敏被以涉及美國新聞處爆炸案為由逮捕而"二進宮"。
一個槍手，一個炸彈客，兩人於2018年8月間聚首回憶那些往事，一年後謝聰敏過世，黃文雄特別以「創造性受難老兵」為題弔念他。(圖/陳婉真攝)
最令人意外的是，這所由蔣介石創辦，前身為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的政治大學，竟於2012年，學校舉辦85周年校慶及首屆「傑出校友獎」中，頒發傑出校友獎給黃文雄，理由包括「如果沒有那一槍，台灣就沒有後來的民主。」
新聞系說，黃文雄是國內首屈一指的人權鬥士，台灣當前的民主自由，是黃文雄等多位人權先驅革命換來的結果，獲頒首屆傑出校友當之無愧。新聞系在推薦事蹟上肯定黃文雄的貢獻如下：
一、長年在海外與國內行事民主與人權運動，知行合一，不計毀譽，特立獨行。一度擔任國策顧問，戮力推動人權立法與人權政策；理想未能實現時，於領導反對全民指紋建檔一役成功（大法官599、603號解釋令）後，毅然辭職，不受挽留。
二、回國十六年來，以促進公民社會為職志，以「全職公民」（full-time citizen）自勉，參與社會運動及人權運動，於串聯國內社運與國際社運、橋接人權立法與國際規範，以及培養新世代社運工作者等，著力尤深，堪稱公共知識份子之範例。
黃文雄很喜歡小孩，這是刺蔣案前他和妹妹晴美的兩個小孩的家居照，事件過後他的人生中從此欠缺甜蜜的居家生活情景。(圖/鄭自才提供)
政大的推薦文大致點出了黃文雄返鄉後努力的重要事蹟，但還有很多事蹟沒有提到，例如他擔任過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首任召集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理事長等職，他都全力投入，努力的程度彷彿要把離開運動圈26年的空白一次補齊。
黃文雄說，他這樣重視社運，背後有一個說來簡單但卻重要無比的觀察和理念：民主不像坐車從甲地到乙地，到了就到了；民主化必須是一個持續進行的事業。持續民主化的第一要件，是一個有形塑和匡正國家政府之能力的活潑健壯的公民社會，而社運正是鍛鍊增進公民社會自我組織能力的重要手段，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下去。（想像一些例子，如果沒有多年來的生態、女權… 運動，一切交給政府政客財團，累積加總，今天的台灣會有甚麼不同？）
出生於1937年的黃文雄如今已是84高齡，多年前曾經小中風，治療過程中才發現他也罹患了「血管型失智症」。這些年來大腦認知能力不斷退化，他自己常說他的腦筋大概只剩一、兩年可以正常運作；加上雙眼罹患黃斑部病變多年，以及近年也累積了不少健康問題，但是外人看起來他的身體狀況還不錯。很大部分原因是靠著意志力，或許也是靠著潛伏地下生活26年的超人意念在支撐。
去年是刺蔣事件50周年，台灣同鄉本來想重回紐約現場，卻因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延至去年七月間在台北鄭南榕紀念館舉辦了一場紀念活動，這是活動後的大合照。(圖/陳婉真攝)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台灣唯一的左派。他刺蔣那年我讀大二，我很尊敬的老師歐陽醇是隨團記者，親眼目睹刺蔣那一幕，回到課堂時他幾乎整堂課都在說這件事。對一位接受完全的黨國教育如我者，這是莫大的刺激，可以說是我政治上第一件啟蒙大事。一位大好前程就在眼前的新聞系前輩竟去行刺，這樣的行為刺激我漸漸翻轉過去黨國教育所強加於我們的價值觀，並且即便後來的人生中遇到很多挫折，只要想到他的犧牲，會覺得我們所受的委曲算什麼？
他的自我要求嚴格，文字更是嚴謹，有人說如果不是刺蔣案，他可能會是台灣留美學生中第一位拿到社會學博士的人。對後輩而言，他始終如一地低調生活，努力不懈地推動人權運動，這種嚴謹認真的態度，才更值得敬佩與學習。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