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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西班牙烤乳豬引起的一些回憶

優傳媒/ 2021.06.25 23:14

廣東人喜愛的烤全豬。

 

作者/ 劉敦仁

 

一提起廣東人的會吃,不由得就會豎起大拇指。的確,從清晨的飲茶,到婚喪喜慶的大擺宴席,廣東人不愧為膳食的龍頭。其中乳豬一項就聞名全球,有中國人的地方,必定有它,尤其在北美洲,華人群居的城市,乳豬的擺設令西方人羨慕不已。

 

乳豬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從南越王墓中發掘出來的古物中,有專門為烤乳豬的烤爐和叉子,現存於廣州的南越博物館,證實了廣東地區吃烤乳豬的歷史。而據說中國人吃烤乳豬早在東周時期就已經開始,到如今在滿漢全席中,烤乳豬仍然是主角。

 

中國的烤乳豬在古巴還有一段幫助古巴人發財的趣事,故事發生在1955年哈瓦那唐人街。一位叫羅貝爾多.奎納 (Roberto Guerra) 的年輕人,看見當地華人在烤豬肉,一開始不明究裡,卻引起他的好奇和興趣,還給烤豬肉的工具取了一個名字:「中國匣子」(La Caja China)。

 

那是當地華人從中國抵達古巴後,因懷念家鄉的乳豬,發明了簡易的鐵架子,下面是柴火燃燒,將整只乳豬平放在鐵架上烤,香氣四溢。

 

後來奎納和他父親遷移到美國佛羅里達定居,想起了家鄉唐人街的烤乳豬架子,於是試圖用來在聖誕夜飽飽口福。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烤乳豬得到了與會的親朋好友交口稱讚。成為日後一年一度聖誕夜必不可少的佳餚。

 

這一信息傳開後,在一次當地的節慶中,特意邀請奎納用他的烤乳豬鐵架製作烤乳豬,獲得與會者齊聲讚歎。奎納和父親因而動念以之作為開創事業的項目,在多年的不斷努力改善下,這個原本為唐人街的簡易「中國匣子」,在佛羅里達一躍而為家喻戶曉的烹飪器皿。這個名詞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註冊商標了。

 

  古巴人從哈瓦那唐人街中獲得靈感,在美國銷售的烤乳豬 ‘中國匣子’。

 

至於西方國家吃烤豬的歷史,有人認為應該是早在銅器時代就已大行其道,只是歷史檔案中找不到具體的記載。中古世紀烤乳豬是特權階級的享受,一般都是在古堡中,廚房裡有專人負責料理,用糖和橘子汁作為塗料抹在豬身上再進行燒烤,增加美味。

 

直到文藝復興時代,烤豬就成為餐桌上的一種藝術點綴。由於生活方式的改變,烤豬開始進入普通百姓家庭,廚房規模縮小,烤整隻豬的傳統也改變為切成小塊進行。十八世紀開始,烤豬的製作移至戶外。

 

實際上全球各地都有烤豬的風氣,方法和用料因地制宜,如太平洋一些島國,他們將豬肉調好佐料,用香蕉葉裹好,放置在炙熱的火山岩石上烤製。

 

其實古巴的烤豬肉早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就已經風行,而且廣傳至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等拉丁美洲國家。西班牙的烤乳豬也有相當的歷史,離馬德里僅90公里的塞果維亞 (Segovia) 城市尤為著名。

 

當地一道名聞全球的烤乳豬 (Cochinillo Asado),口碑甚佳,凡是到該地旅遊的客人,如沒有嘗試這道名菜,必定會抱憾終身。西班牙文烤乳豬的名稱,和中文相似,第一個字彙的意思是小豬,牠們在出生後40天即被端上了餐桌。

 

筆者第一次前往塞果維亞時,即曾經到位在歷史古蹟高架水渠 (Aqueducto) 的一家烤乳豬餐館,品嚐當地的餐盤特產。坐在餐館門口的露天餐區,只見顧客高朋滿座,一邊談笑風生,一邊品嚐味道特殊的烤乳豬。因為離高架水渠只是一步之遙,近距離欣賞這座建於公元一世紀的古蹟,不僅心曠神怡,且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塞果維亞高架水渠長813米,高28米,寬5.1米,引17公里以外弗里奧河 (Rio Frio) 的水到城內供民眾使用。整條水渠從公元十五世紀起,幾乎每個世紀都會整修加固。高架水渠是用巨石搭建,沒有任何如水泥等粘合劑,完全是由古代的高超匠心建築而成,至今猶在正常運作。

 

塞果維亞的著名烤乳豬餐館,旁邊就是歷史古跡 《高架水渠》。

 

筆者在1964年8月首次到該城市,並非為尋找烤乳豬的美味而來,除了探尋眾多古蹟的藝術價值外,主要是在當地的一座修道院「避靜」,這是天主教徒日常生活中定期的修煉功課。在當地的同學介紹下,筆者選擇了巴拉聖母瑪麗亞修道院 (Monasterio Santa Maria del Parral)「避靜」一周,那是一座屬於吉羅姆 (Jeronimo) 教派的苦行僧修道院。

 

該修道院是在西班牙國王亨利四世的詔令下,於1447年修建,建築造型為哥德式,至今已經有五百多年的歷史。該修道院只接受男教徒作「避靜」,所有的食宿均由修道院提供。記得抵達當日已近太陽西下時分,主持修士引領筆者到「避靜」的寢室,內部陳設極為簡單,但整潔有序。

 

筆者1964年在西班牙塞果維亞,《避靜》的修道院全貌。

 

打開窗戶,頓覺視野開闊,一片山丘和樹林交相輝映,十二世紀建造的堡壘 (Alcazar),在夕陽下顯得肅然而古樸。一瞬間,腦海中的世俗雜念消失殆盡,心靈中蕩漾著如靜謐湖面的小舟。

 

進入修道院的第一個晚上正在熟睡時,忽被走廊上低聲唸經的聲音驚醒,在好奇心驅使下,輕輕打開房門窺視,只見所有的修道士手持經書,嘴裡唸著經文魚貫向教堂走去。大約一小時之後再度聽見相同的誦經程序,如此周而復始,直到東方漸白。

 

早餐後,和西班牙同學私下交談,才瞭解到,這些苦行僧不僅飲食條件極端貧乏,晚上祈禱誦經是精神和心靈的自我洗滌。更為嚴厲的是,他們每天必須保持安靜,不能說話,每周只允許一次交談。這種心靈、精神及肉體上的嚴格戒律,是對每一個苦行僧的考驗。而且教規的懲罰也很嚴厲。初入會的修士在前面六個月內,如果不能忍受所有的考驗,就有被淘汰的可能。

 

有一天早晨,當所有參加「避靜」的客人和全體修道士一同準備用早餐時,大家順著三面的牆邊長桌圍坐在一起,整個大廳格外肅穆而安靜。只見一位年輕修士,先低頭跪在住持前,在桌子底下的赤腳上吻了一下,然後再到第二個修士前依樣進行,直到最後一位修士前結束。

 

作為「避靜」賓客,只能靜待這個嚴肅的規則完成才開始用早餐。修士們的飲食非常簡單,幾乎完全是素食,一周只有一個雞蛋補充蛋白質。咖啡是菜園裡自己種植的豆類,將其炒焦然後沖水而成。但對「避靜」的客人有特殊照料,每天至少有一條香腸及一個雞蛋。第一頓早餐時,我還沒有注意到賓主之間的差異,後來和同學交談中,才得知如此令我感動和不安的安排。

 

  風景宜人的修道院庭園可遙望中古時期的古堡。

 

在「避靜」期間,我在後院裡有機會和一位修道士相遇,他有點跛腳,那天正好是他們被允許交談的日子,所以我得以在陽光下和他促膝長談。原來在1936-1939年內戰期間,左派共和軍在多明戈.莫里奧勒斯 (Domingo Moriones) 上校指揮下,率領部隊及左翼14國際旅在1937年5月31日一度攻入塞果維亞,目的是阻擾政府軍的北行,但是整個戰爭只堅持了一周,到6月6日被政府軍擊退。共和軍死亡3000人,其中包括第14國際旅的1000官兵。

 

雖然修道院的苦行僧與世俗沒有任何的瓜葛,更不可能參與殘酷的戰爭,但仍然沒有逃過共和軍佔領期間被屠殺的悲慘命運,很多修道士死於非命。這位修道士負傷後,將自己匿藏在屍體中,天黑後才設法逃出。

 

戰爭結束後,他回到修道院,面對眼前的一片廢墟,而自己雖成為跛腳,卻慶幸能生還,於是下決心用自己的雙手,將殘破的修道院逐漸整理出一個規模。幾位年輕人風聞跛腳苦行僧的奮力搶救修道院,決定皈依天主加入了修會。當我在那裡避靜時,修會已恢復到一定的程度。

 

在結束避靜返回馬德里前,筆者和同時一起避靜的西班牙同學,結伴前往高架水渠邊上的烤乳豬餐館,一嚐當地享有聲譽的烤乳豬。這家餐館是坎迪多 (Candido) 家族於1896年開設的,名叫「坎迪多之家」(Meson de Candido),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以供應烤乳豬而出名,兼之地處世界古蹟「高架水渠」旁邊,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極具吸引力。

 

我們入座後,陣陣的烤肉香味直透心扉,不由憶及在修道院一周的 「苦行僧」避靜生活。一牆之隔,截然分明。牆裡潛心修練尋找精神上的洗滌,而牆外卻將追逐何等的口腹之慾。突然間發現自己,原本從「避靜」中尋找遠離物慾的願望,卻在美味的烤豬肉吸引下,一瞬間即消失得無影無蹤!

 

為了好奇,我們向店主刨根問底瞭解乳豬的特色。原來那些端上餐桌的烤肉,都是出生僅40天後的小豬仔。在烤製前,先將乳豬的內臟清理乾淨,加上佐料醃製再烤約四小時,待豬皮烤成金黃色即吿成功。每隻乳豬切成四份,供四位顧客享用。

 

我嚐第一口時,感覺到除了較濃的油脂外,幾乎沒有多少瘦肉。加上當地生產的白葡萄酒,也許是我味蕾的遲鈍,到午餐結束時,我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滿足感。

 

後來我數度到塞果維亞舊地重遊,但沒有再光顧那家蜚聲四海的烤豬肉餐館。前往參觀「高架水渠」時,從餐館裡溢出的烤肉香味,也無法引起我「再度光臨」的意念。而妻子從我的敘述中得知這些小豬仔只有40天的生命時,寧可去他處找海鮮飯來填飽轆轆飢腸。

 

四十天大的小豬仔在塞果維亞成為顧客的佳餚。

 

在以後的歲月中,塞果維亞的「避靜」和聞名遐邇的烤豬肉,逐漸淡出我的記憶。直到近期閱讀到西班牙報刊【西班牙人】記者對塞果維亞修道院住持的採訪報導,一瞬間又勾起了近乎六十年前的那段經歷。

 

從這篇報導中,得悉整座修道院裡只剩下九位修士,且大部分都已是遲暮之年。修道院的未來何去何從,找不到答案。目前修道院裡雇用了好幾位木匠,專門製作教堂裡給信徒望彌撒的長條木椅,以所得的微薄收入彌補修道院的每日開支。

 

可以理解的是,在當今科技發達到已經無法令人安靜下來思索人生的未來,特別是手機電腦驅使年輕人追逐快速的生活節奏時,又怎能責令修道院中的苦行僧自我閉鎖,依然停留在十六世紀的生活情境?何況院裏的懲罰方式,在現代的青年人思想中,會被視為是對人權的侵犯和尊嚴的剝削,即使有皈依的願望,也會三思而行,終致裹足不前。

 

修道院的歷史背景早已被國家列為重點文化遺產,也許將其作為歷史古蹟,供來自四方八面的遊客拍照留念,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吧。

 

儘管修道院的前途不明,然而在世俗人生中,謀生之道花樣百出,也沒有人能阻止得了只有四十天生命的小豬仔被送上餐桌。回顧過去,倒是那短短的一周「避靜」,在筆者的心靈中,植根成為生命中平安的泉源。

 

(2021年5月23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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