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更不堪的內幕，當然是台灣一般人不敢想像的。這一點可以從陳儀的親信錢履周的證言來看。
錢履周是陳儀心腹，當時來台負責「善後救濟總署台灣分署」的工作，不參與接收，只賑濟麵粉、奶粉、藥品給民眾，所以聽到許多內幕。
內幕一：前進指揮所的中美高官朋分台灣銀行的黃金。
行政長官公署的秘書長葛敬恩，與美國來台接收人員，成立前進指揮所的時候，本應維持秩序、點收公物、保存財物，不料他在公事忙完後，決定去檢查台灣銀行。在台灣銀行的倉庫裡，看到十幾箱黃金，當場貪念大起，可是身邊還有美國人埃文斯也看到了，不能獨佔，於是兩人商議如何朋分。但十幾箱黃金終究太顯眼，中國接收人員礙於葛敬恩官威，不敢吭聲；埃文斯的手下卻不客氣的要他跟分一杯羹。前進指揮人員回到重慶後，葛敬恩沒事，埃文斯卻被一狀告到魏德邁那裡，當場被撤職，調回美國。埃文斯不甘心，向美國法院申訴說，這完全是葛敬恩的主意，他只能配合，沒辦法。美國於是通知中國外交部，希望找葛敬恩去美國作證。事情才暴露出來。但最後，陳儀仍未處理，葛敬恩還是來台繼續做他的大官。
內幕二：五子登科。
日本高等公務員有配房子、車子，一旦卸任即交回公家。如今日本人一走，所有房子、車子全部成為接收者的財產。甚至未點收給政府，而佔據為私人所有。有些人更誇張，運回大陸自家享用。而由於戰時通貨膨脹，日本經濟部門儲存的是金子、銀子等，結果變成劫收的目標。至於女子，是由於日本戰敗後難以生存，有些日本女人不想回日本，於是希望嫁給台灣人，以便能留下來。於是某接收副署長納妾、某官員娶妾學日文的消息不斷。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人稱「五子登科」。
內幕三：更誇張的是接收海軍的某一個要員，竟把一艘海軍運輸艦給「吞沒」了。
如何吞沒呢？他把它當做不存在，所以不必交接，再改名為「台南號」，與一個福州船商合作，經營台灣─廈門─福州之間的運貨載客，生意興隆。還有一個接收人員把一個日本公營大農場吞沒，成為私人所有，再租給農民。
或許有人要問：這樣「吞沒」一艘軍艦、一個大農場，也太大膽了。難道天下盡是無知的人嗎？
然而，在接收的混亂過程中，這太容易了。識者謂：只要在日本人交來的點交清冊中，把某一頁、某一項目刪除，再叫日本人重寫過。日本人戰敗，當然乖乖照抄，哪敢反抗。公有財產就這樣不見了。
內幕四：最有名的是螞蟻吃了七十公斤鴉片煙。
當時專賣局長任維均貪污無數，把好的菸草偷賣出去，留下劣質菸才公賣。更誇張的是他任內辦接收，卻不拿出日本人給他的清冊，只回說日本人沒有給清冊。但他卸任時的清冊內容，簡直荒唐得無法想像。他對日人存有卻消失的財物作的報告是：「食鹽被搶去一萬多擔，紅土（品質較好的鴉片煙土，當時日本是公賣制度）被白蟻吃掉七十公斤，糖損失幾十萬斤。」
想想一萬擔要用幾百人來搶？政府能不知道？白蟻會吃鴉片煙嗎？這簡直是生物學上的發明。偏偏這樣的文字，可以出自國民政府接收人員的高層之口。堂而皇之的貪污掉了。至於其它在各行各業，從原物料到工業企業的接收，莫不如此。連遣送日本人回國都可以索賄，看誰能先排上。
那種貪污腐敗的嘴臉，那種把尋常百姓當傻瓜的傲慢與蠻橫，那種封建式的官僚權威，那種無法無天的橫行，簡直讓台灣人大開眼界。
而當時的台灣在陳儀開明的政治下，創辦了許多報紙雜誌，台灣知識份子首度有了言論自由，基於善意，也為台灣百姓著急，天天加以報導、批判，希望政府改善。這等於起了周而告之的作用，尋常百姓如何不在一夕之間，感到徹底的失望，甚至絕望呢？
整個結構性的原因還在於，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雖然被視為二等公民，但二等公民依然有法治可循。
日本警察可以隨意「檢束」，拘留二十九天，至第三十天得送法院，如果沒有正當理由，就得釋放。但在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所有法律失效。台灣人不了解中國大陸法律還不打緊，重要的是法律在大陸根本不成為有效的社會規範。有權力的人，不受法律拘束，貪污腐敗，侵佔公物，貪贓枉法，凌駕法律之上，沒有權力的人，受盡欺凌，無處申冤。
不僅是法治，台灣經過日本現代化的治理，社會已有相當的規範。此種規範不是只有成文法，而是及於不成文的文化。例如前述的租借自行車應按時歸還，向雜貨店賒借應按月歸墊，排隊買票等，這都是一種不成文的社會規範。台灣已逐步進入一個較文明的社會階段。台灣人雖然是一個「二等公民」，但至少他知道了一個正常的「公民」該如何。那是從日本人身上看見的。
所以光復對台灣人最大的意義，最歡欣鼓舞的願望，即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
但陳儀一來，台灣人不僅「二等公民」做不成，甚至連「公民」都當不了。
責任全在陳儀嗎？非也。因為，幾千年來，中國連「公民」的概念都不曾有過，更不必說現代法治社會下，一個公民的權利了。
更何況，百年來的中國，從清朝末年的列強侵略、民國革命後的混戰、軍閥割據與北伐、抗戰的全面動員，百年來，整個中國無一寧日。不要談法治下一個「公民」的權利義務，即連現代化國家最基本的「在數目字上管理」（借用黃仁宇觀念），都未曾做到。蔣介石在抗戰之初，高呼「四萬萬同胞站起來」，事實上是一個想當然耳的估算，當時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未曾有過統計。更不必說，在現代化的管理上，得做國家資源的總整理，包括：土地資源與所有權的登記與清理，山林、自然、礦物、水流等所有國家資源的總體調查等。中國在人與物的計算上，根本沒有任何數目調查，如何「現代化管理」呢？
不必說政府管理，黃仁宇抗戰時在國軍中，部隊有時有補給，有時流浪民間，到處找地主強要食物資助，與民匪何異？但所謂抗戰只能如此勉強支撐，才能讓國軍維持下來。這樣的部隊，來台灣接收，那會是什麼場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個生活於法治社會、等待著做堂堂正正「公民」的台灣，被一個連公民概念都不曾有過，法治概念全無的接收者來管理，那會是何等的落差？那是什麼樣劇退的時代？
然而，享受著戰勝狂歡的台灣人，根本未曾真正了解大陸，更不了解中國政治情勢的複雜，卻只是像等待母親一般，慶祝回歸了祖國。
這種熱情，固然感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天真無知（INNOCENCE），以至於缺乏客觀的現實認知，宏觀的時勢分析，以及理性的判斷力。
等到形勢一旦改變為他們所未曾料想者，就只能帶著巨大的失望與憤怒，朝向極端的反面走。從熱愛祖國，變成痛恨接收，痛恨貪官污吏，再演變為對整體「阿山」的反感，對「半山」的怨恨（特別怨他們是台灣人，卻不能幫台灣人說話），到最後，甚至是對接收政府的憤怒，最後終於演成對抗。
從「大狂歡」到「大絕望」，並沒有很長時間。1945年底開始實際接收後，1946年經濟開始急速惡化，失業者、流浪街頭的青年、南洋歸來的軍伕、無法開工的工廠、通貨膨脹、被貪官污吏吸乾的資源、糧食被強徵而困苦的農民……，一切的一切，像突然埋下大量火藥的地雷區，只要有人誤踩，就會全面引爆。
唯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陳儀也帶來了不少認真用心的技術官僚，像孫運璿、丁名楠、嚴家淦等。他們盡力復原台灣經濟。台電就是顯例。
1946年，日本人開始大量遣返的時候，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走了3153個日籍技術人員。在經過美軍大轟炸後，台灣電力系統急需修復，以恢復供電，然而一下子熟悉台灣電力系統的技師幾乎走光了，台灣電力供應立即成問題。日本技師走的時候曾揚言：「三個月之後，台灣將陷入一片黑暗。」
孫運璿帶著三、四十位大陸來的技師，和台電的台籍工程師，再找來幾百位台北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學生（現為成功大學），四處拼湊零件，尋找可能的替代工具，在艱苦的條件下，一邊學習，一邊修理，竟然在五個月之內，恢復了台灣80％的供電。連日本人都不得不說是奇蹟。就是這一股傻勁，讓台灣電力復原，讓台灣人感動。
然而，原本日本所佔據的重點工業並不讓台灣人參與，恢復不易。許多工廠的機器在美軍轟炸後，已難以運轉，經濟停滯，生產力下降，台灣經濟已在崩潰的邊緣。偏偏大陸的內戰很快爆發，而貪官污吏更加深台灣的危機。
1946年十二月，大陸作家蕭乾來台灣訪問十天。短短的時間裡，他用一個大陸人的眼光，作家的敏銳，兩岸比較反省的心靈，看見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巨大落差，留下見證般的記錄：
「當飛機翼斜過草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坦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相兇惡的保鑣（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是被信任著。…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荳餅變成了肥料，湖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用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一個乞丐（也沒遇到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籤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了碗碟便蜷在蓆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
蕭乾還特地描寫一個下女可以識字，靜靜讀著科學小說的場景，確實相當動人。
他如此形容台灣：
「台灣不但比不上更現代化的西方，在建設上它一定遠跟不上日本。但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躝在異族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下如可比做乳牛，台灣的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都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南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中國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蕭乾在文末還是苦口婆心的叮嚀：
「在台島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車站上那些黨部標語，特別是「建設新台灣」，我感到一種不安，一種諷刺。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文盲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原始農業國；比起台灣，大陸中國是個消費國—消費的且多是洋貨。台灣的基礎「全」是日本統治者留下的。我們不幸生在這個標語口號的世紀裡，對於標語口號的內容，三十年來早已變得麻木不仁了。但是台人卻把壁上的紙條當「布告」。他們要兌現呵！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烟，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以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然而，蕭乾作為文學家敏銳的預感，苦口婆心的勸解，沒有能阻止大時代的悲劇。
1946年的台灣，風雷悶響，天陰地沉，暴雨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