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聰敏（右）和黃信介（左）合照。（圖／謝聰敏提供）
作者／陳婉真
第一次看到謝聰敏，大約是在「中壢事件」過後不久的1978年間。我那時還在《中國時報》擔任（台北）市政小組召集人，平時常和黨外人士往來，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在田朝明醫師家碰面的。田媽媽說他坐牢時被刑求，差點死在獄中，獄方視他為十惡不赦的犯人，長期關在狹小的獨居房，剛出獄時連講話都講不輪轉，因為太久沒有講話對象了。
我看著瘦弱的謝聰敏，聽著田媽媽說他可能活不久，特別去他位在敦化北路及仁愛路附近的住處拜訪他。到他家的巷子很長，他住在巷底，門口搭了一間工寮。當時台北市到處大興土木，到處有工寮，但那間工寮其實是特別搭建來監視他的。工寮裡隨時有兩個人24小時輪班，巷口一有人出入，監視者就站出來直視訪客，直到訪客進門後，依舊站在門口，故意讓我們知道他們在監視，那時的國家機器是這樣製造緊張氣氛的。
謝聰敏（右二）被列為美國黑名單返鄉時母親欣喜若狂。（圖／謝聰敏提供）
我決定和陳鼓應聯合競選時，田朝明醫師等獨派朋友有意見，也是他主動出面遊說大家，認為黨外勢力太小，一定要不分統獨聯合起來對抗國民黨，他還帶我去拜訪台大教授李鴻禧。
「美麗島事件」前半年，國民黨對付黨外的政策突然轉變，原本很多人申請出國都被拒絕，五月間，我已經送出快半年的出國申請表突然獲准，一時之間陳菊、陳鼓應、張富忠等人也紛紛去向情治單位抗議，竟然都獲准出國了（1978年底因美中建交，台灣的國際局勢益形孤立，政府開始開放出國觀光，在那之前台灣人要出國非常不容易）。大家匆匆趕辦出國手續，沒多久，謝聰敏也搭上那一班出國潮，前往美國，後來我們兩人都成為「黑名單」。
謝聰敏不久就在紐約遇到他的夫人邱幸香，兩人很快結婚，育有一子。
出生於1934年的謝聰敏，30歲那年他還是政大政治研究所學生時，便因起草《台灣自救宣言》，和他的老師彭明敏及同學魏廷朝同時被捕。1970年出獄後，他不顧自身的安危，帶著《紐約時報》記者Donald Shapiro 到刺蔣（經國）案主角黃文雄位在新竹的家中採訪，記者反而擔心他的安危。
果然，1971年他再度被捕，被刑求得差點死在獄中，其中一項「揹寶劍」的酷刑，就是逼囚犯雙手一上一下高舉在背後，再以棍棒讓囚犯雙腳懸空；有時甚至整個人被上下倒轉，長期懸掛下來，導致雙手脫臼而不自知，他只覺得全身疼痛，必須長期服用止痛藥。
直到年老時，疼痛更加嚴重，醫師幫他照X光，發現雙肩嚴重變形，已經無藥可醫，只能長期吃止痛藥，導致最後不得不開始洗腎。洗腎後疼痛更嚴重，醫師一度開嗎啡讓他止痛，卻因洗腎病人無法排除嗎啡的毒素，一度陷入嗑藥反應，讓謝太太大為緊張。
很多人說他經常面帶微笑，他在彰化選立委時，彰化鄉親私底下都稱他為「啦嬉的」，台語原意為帶有貶意的儍笑，鄉親倒是比較想表現他的大智若愚及親民的意思。
他自己常說他是書呆子，他真的很會讀書，也很會考試，而多年坐牢，讓他養成可以長期關在書房讀書而能自得其樂的生活習慣。所幸他的妻子邱幸香雖然來自屏東醫師家庭，對謝聰敏生活起居的照料可謂無微不至。他擔任公職時，很多對外聯繫及選民服務，都可以看到謝太太忙碌的身影。
離開公職生涯後，和很多民選公職人員一樣，他沒有退休金，只靠領取兩次坐牢的補償金買了一棟房子。邱幸香原本在美國就從事房地產仲介業，纖瘦的謝太太就靠著房地產仲介的本行，獨力支撐家計。近年謝聰敏幾乎天天進出醫院，她的照顧更是倍極辛苦，但她咬牙撐著。她說夫妻本來就要如此，那是她對上帝的承諾。
其實謝聰敏微笑的背後，有著對台灣社會的理想與期待，而且他鍥而不捨持續推動。
1964年他的自救宣言，是戰後第一個對台灣前途提出具體主張的行動；
1986年，他在美國黑名單時期，和許信良及林水泉聯合闖關，為海外突破黑名單的返鄉開出第一槍；
謝聰敏（右二）競選國大代表時，被黑道打之前和地方人士李讀（左一）及吳天富（右一）合照。（圖／謝聰敏提供）
1991年他回台後在二林故鄉參選國大代表，遭到黑道毆打得頭破血流，他和許多民進黨人士不畏惡勢力的威脅持續奮戰，並出版《黑道治天下》一書，有效扼止黑道亂政的地方政治亂象；
1992年起他在立法委員任內，為全體政治受難者發聲，催生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2006年完成立法），為轉型正義的工作邁出了第一步；
他在立院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以及總統府國策顧問任內，積極追查拉法葉艦弊案，多次前往法國，成功追回8.75億美元的法國政府賠償金，他卻因而被迫退出民進黨，此後即較少參與公開的政治活動。
他為了幫很多政治受難者追討被沒收的財產，積極申請大法官釋憲並向監察院陳情。2010年，監察院作成1949年頒布的戒嚴令因為沒有總統的命令（當時的總統李宗仁逃到美國，蔣介石下野），程序有瑕疪的決議。只可惜後續政府並沒有處理，這應是他離開世間時的一大遺憾吧。
他幾乎可以說是台灣民主化以來非常特殊而另類的政治人物，不謀己利、不競逐權位，一心一意只想著在每個崗位上如何能讓台灣更好。直到他身體日漸走下坡時，剛好「時代力量」推派馮光遠出馬角逐林口區的立法委員，他很高興，常常去為馮光遠加油打氣，可惜後來馮光遠無法參選到底。
謝聰敏則在想著如何弭平省籍之間的裂痕，他始終覺得轉型正義一定要涵蓋省籍矛盾的徹底解決。言猶在耳，我們當時還覺得他多慮，而今看看「韓國瑜現象」，或許謝聰敏的思考才是對的。
這樣的人當然有他的堅持與脾氣，他自己就常說，他台中一中的同學李敖是被他陷害的。他在被刑求時供出李敖是台獨首領之一，大統派的李敖因台獨案被捕，這事只有謝聰敏做得到。但兩人一直維持很好的關係，彼此互相尊重。
1980年美麗島事件後，他為了加緊推動在海外辦報的工作，自己跑去和一位商人談好合作方案，回來要我去做後續聯繫。我反對，他大罵我心胸狹隘。我和他吵完架後去和對方洽談，對方第一句話就說：「合作辦報可以，但謝聰敏政治犯的身分敏感，他不能參與其中。」他聽了也只能笑笑了事。
一個有血有淚、有理想有行動、面帶微笑卻心懷建國大方向的民主推手，在越來越庸俗化越唯利是圖的政治界，逐漸被推向時代舞台的黑暗角落。而今他的悄然離世，能不能引起若干人士的重新反省：台灣的政治菁英們，究竟對於國家的前途，有沒有超越前輩想法的眼光？究竟要把國家帶往哪個方向？
充滿理想、面帶微笑卻心懷建國大方向的民主推手謝聰敏。（圖／作者陳婉真攝）
謝聰敏先生的告別禮拜，訂9月21日上午10:00，在台北市萬華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艋舺教會舉行。家屬很低調，不發訃聞，懇辭花圈花藍奠儀。謹此向謝聰敏先生為台灣民主運動所作的犧牲與貢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