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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與辛亥革命(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

大成報/ 2017.08.08 20:32
(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居正、鄒魯和張鳴(張驚聲)三人是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專院校淡江大學前身淡江英專之三位發起創辦人,居正是首任董事長、張鳴是首任校長、曾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則擔任董事;不過淡江大學成立一年後居正就殯天仙逝去了,這是他在台灣的唯一成就功業(現在當然被張建邦發揚成非常偉大的國際性高等學府,但當年卻是非常不起眼的渺小事業);不過居正在中國大陸時期是非常不得了的偉大,他的黨政資歷非常顯赫,幾乎是蔣介石一人之下無人可比,他是行憲之後第一次總統大選的二位候選人之一,也就是蔣介石唯一的對手,這是舉國上下無人敢做之事,連李宗仁、孫科都不敢捋虎鬚的大事;行憲之前居正一口氣幹了16年6個月的司法院長,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的典章制度與行憲法制準備工作大部份都由居正領導的司法院操盤操勞底成,由此可見居正絕非簡單的泛泛之輩,但這些都還無法論證居正的偉大蓋世偉業;居正最偉大的是策劃並參與指揮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武昌起義;啥!辛亥武昌起義不是孫中山領導的嗎?噢!NO!那是國民黨教科書隨便寫寫的。
三十年多前本人曾參與營建業日本考察團赴日考察,聘請袁世凱的孫子(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當時就讀於東京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擔任翻譯,這位非常傑出的袁孫子博士一上車未翻譯正題前即先聲明如下「你們台灣說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種說法是錯的,因為推翻滿清的是袁世凱不是孫中山」;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有如五雷轟頂,回台灣後就上窮碧落下黃泉到處查閱資料才發現袁孫子博士所言不虛,台灣教科書真的是亂寫的。
台灣讀的現代史都說「國父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國父開始領導革命時也揭櫫革命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國父還陸續發表「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實業計畫」等(統稱國父思想),孫文最後贏了袁世凱、梁啟超、甚至段祺瑞、馮國璋、黎元洪、張作霖等北洋軍閥就是靠這部「國父思想」,否則若詳細研究辛亥革命「建立民國」的過程,孫文可說是「割稻尾」的,至少在1912年2月12日滿清末代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時孫文及中國國民黨(當時尚未誕生)都沒任何「推翻滿清」的實際角色;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中國國民黨和國父在辛亥革命時都無「實踐」之角色,也就是說「武昌起義」不是孫文領導的更不是中國國民黨幹的好事,所以國民黨政府寫的教科書是真要「課綱微調」的。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是無庸置疑的,惟國父並非第一人起來領導國民革命,第一人起來領導革命的是「楊衢雲」,此公比國父還早四年起來革命,他生於1861年比國父大五歲,他在1890年就在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也比國父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還早四年,後來「輔仁文社」與「興中會」合併(會名還是興中會),楊衢雲擔任會長、孫文擔任秘書;他們一起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陸皓東等烈士壯烈成仁為中國國民革命流下第一滴血;1900年楊衢雲會長為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引咎辭職,孫文繼任會長,楊衢雲在隔(1901)年在香港被清廷派人刺殺身亡,從此在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編輯刊物中幾乎看不到「楊衢雲」三個字,楊衢雲是第一次廣州起義的領導人也是清廷通緝的頭號戰犯,但現在很少人知道這號人物,這個人才是「國民革命偉大的先行者」。
其實和孫文同時在搞革命運動的還有「黃興」(八指將軍),他於1902年10月至日本遊學創刊「遊學譯編」成立「湖南編輯社」向國內介紹西方科學與文化;1903年成立「華興會」,1905年孫文在日本將一大堆大大小小革命團體組織起來成立「同盟會」,「華興會」及發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由居正領導創立)「文學社」皆參與其中;古今中外所有社團皆有核心分子、邊緣分子、外圍分子,而「興中會」和「華興會」就是「同盟會」的核心分子,「共進會」與「文學社」則是其邊緣分子,此乃因他們認為孫文主張的「平均地權」不可行(到2017年的今天國民黨、共產黨都還行不通),故在武昌起義時他們打出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人權」(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
孫文是廣東人,所以他策畫的歷次革命都在廣東省的縣市舉辦,這有一個好處就是失敗後較容易往海外逃命徐圖再起;但居正是湖北省黃州府廣濟縣人,他的地理觀念與孫文不同,他認為在全國經濟地理中心的武漢三鎮發動革命較容易爆發全國各地的感應力,居正說「武漢為南北關鍵、一旦動搖則四方瓦解」,所以他一直主張在武昌發動革命;辛亥武昌革命就是在這種超現實主義概念下由共進會與文學社發動的,居正不但參與規劃指揮革命戰鬥、同時還協助黎元洪組織湖北省軍政府號召各省響應(一週內共有17省響應),所以武昌起義的大成功之第一大功臣就是居正;這是居正在辛亥武昌革命中的偉大「實踐」;在武昌起義時黃興的功勞都比孫文大太多了,1911年10月10日一早黃興一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馬上從上海租界搭洋輪趕赴漢口,那時黎元洪已被革命軍連哄帶騙當上「革命軍大都督」大位,黃興到漢口後遂被革命軍推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負責指揮民軍(革命軍)與清軍作戰。
但反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時孫文在何貴幹呢?經過十次的未成功革命起義,孫文能募款的對象也山窮水盡了,而且過去歷次革命都失敗的經驗也讓世界各地華僑支持革命的熱忱逐漸降溫,1911年的10月10日孫文自己也已到一窮二白只好躲到美國科羅拉多州典華城一家廣東同鄉開的餐館打工混口飯吃(據說孫文的醫生執照只能在港澳與夏威夷行醫),十月十日當天孫文也聽到武昌起義的消息,但他料想大概會像過去十次的起義一樣曇花一現就失敗收場,然後逃的逃、關的關、殺頭的殺頭、「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何況這次發動革命的是同盟會的邊緣團體、與他的關係不深,他也不熟識,革命軍的大都督黎元洪他更不認識,所以他也不很在意,等到過了幾天收到黃興的電報要他趕快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一片大好「中華民國可能就要成立了」,若中華民國一成立則第一任「大總統」就很可能是孫文莫屬了;哈!淪落美國科羅拉多州小鎮當粵菜餐廳跑堂的孫文就可能要當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了,這就像1911年10月10日清晨武昌起義第一聲槍響後湖北地方新軍協統(相當於旅長)黎元洪被連哄帶騙出任革命軍大都督一樣好笑。(黎元洪後來被選為副總統、孫文為大總統);這不是喜劇片,此乃因滿清政府實在太腐敗了,1840年以後西方各國(還有東洋的日本)開始瓜分中國土地,滿清政府完全無招架之力,真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太平天國之後滿清八旗兵完全變成飯桶兵,完全不堪一擊;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張之洞發起東南各省聯省自治(外國人也以「總統」稱呼張之洞總督),長江以南幾乎都成立「鄉勇」的地方武裝部隊,對國民革命真是情勢一片大好;偏偏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雙雙連日駕崩後又傳位給三歲的溥儀「小兒皇帝」,面對這樣的政府和時局,全國上下從袁世凱到各地方新軍及各有志之士都認為滿清王氣已盡、是該改朝換代了。
孫文於1911年12月25日返抵上海,斯時革命軍已與袁世凱達成停戰議和,袁世凱贊成「共和」,黎元洪也致電袁世凱勸其附義,黃興與黎元洪亦都同意只要袁世凱贊成建立中華民國則公推袁世凱出任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但袁世凱希望兩軍先議和再召開國會後由國民大會決定國體再由國民大會選出大總統或國務總理(若決定為內閣制時);就在這斡旋談判期間孫文回到上海,12月29日18省都督代表(湖北省代表就是居正)集會於南京選孫文為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不過孫文即刻電袁世凱:「文暫代臨時大總統,隨時讓位」;1912年1月1日孫文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職。
這時中華大地上共有北京的滿清政府和南京的革命軍政府,武昌起義即非孫文領導又非同盟會主要會黨的興中會或華興會領導,孫文憑啥一回到中國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就因他有一部孫文學說「國父思想」也,而此時除了梁啟超的民眾黨揭櫫的「君主立憲」外其他的革命團體都附和孫文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尤其是「建立民國」;袁世凱是一位清末民初的偉大政治家、軍事家,但他自己沒劃時代的思想而附和梁啟超的「君主立憲」並身體力行的稱帝,而引來眾叛親離舉國反對的「護憲戰爭」,最後幹了83天洪憲皇帝便憂憤而亡,換來永久的歷史罵名。
所以孫文的偉大是因他手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實業計畫的「國父思想」,依照這部國父思想而建立「中華民國」;1919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所以是先有「中華民國」才有「中國國民黨」,故過去國民黨政府教科書教的「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建立中華民國」顯然也要課綱微調的。
孫文一死後蔣介石就把國父的秘書長胡漢民軟禁起來、把國父的秘書兼文膽汪精衛逼走(這兩人皆是隨國父在日本搞革命的大老)、連居正也被他的特務抓去關三年,這期間來自台灣宜蘭的青年記者張鳴(就是張建邦的父親)因交友甚廣也參與營救居正之工作,不久居正被釋放但還遭軟禁,約有二年多時間都靠張鳴互通消息,從此張鳴與居正遂成知交,居正甚至將愛女居瀛久許配給張鳴續弦,張鳴也搖身一變成居正之東床快婿。從革命夥伴變成翁婿親情;這與孫文和宋嘉樹的革命情誼因孫文娶了宋慶齡而變成冤家路窄完全不同。
蔣介石奪取軍權、黨權和政權以後就與孫文原來並肩作戰的革命戰友完全決裂,甚至孫文的遺孀宋慶齡還於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發文通告全國各方仁人志士一起討伐總理的叛徒蔣介石「人人得而滅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針對蔣介石罪狀而義正嚴詞發文昭示天下「公判」蔣介石之罪行;所以現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根本與國父的「正統」鮮有關聯,至少孫文的遺孀宋慶齡就完全不甩蔣介石所把持專政獨裁的中國國民黨及其主政的中華民國了;所以正本清源探討辛亥武昌起義的發起者是居正的「共濟會」,而最大功勞者就是居正了,這一點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課綱該微調之處矣!(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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