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剛剛解嚴的1990年代由於政界許多人仍然懷著對價值的虔敬，於是我們看到藍綠在尖銳的鬥爭中仍然可以在許多價值和議題上找到合作的空間，共同推動國家的進步；不幸的，隨後短線解決問題的風格逐漸取代了長線價值的追求和戰略的鋪陳，於是藍綠愈來愈敵我意識鮮明地對自己進行心靈的戒嚴，於是愈渴望和解卻距離和解愈來愈遠
林濁水／評論
解嚴30週年紀念日蔡總統在臉書發文說<希望有一天 終結藍綠惡鬥>。
終結藍綠惡鬥的期望，在上台之初，她還曾經用更生動的話說了出來，她強調「我是帶來和解的人」。她這些話令看盡台灣政治亂象又深受其苦的眾百姓聽在耳中，一定大嘆深得我心。
其實抓對題目，深獲民眾支持，對蔡總統來說並不是稀奇的事。例如她說兩岸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是維持穩定的現狀；又如進行年金改革、司法改革、推動經濟成長、新南向政策、增加政府投資促進經濟發展、同志婚合法化、改勞動條件……等等沒有一樣不是獲得民眾壓倒性的支持。
然而在要帶來和解的人就職一年兩個月之後，台灣藍綠惡鬥愈演愈烈，改革目標大受好評，但是一例一休做得天怒人怨；前瞻計劃備受質疑；司法改革民眾沒有信心；年金改革也一直到民進黨立委推翻總統府年改會版本後民眾的滿意度才由3成多上升到5成。在這樣的過程中，總統的聲望直直落，一路到了3成以下，也因此，她有一度懷疑自己施政抓錯了題目，在就職週年時解釋她滿意度雪崩時說，就任第一年推改革，「過去的總統沒有人會這樣做」。
但是由年改滿意度由低轉高來看，她一點也沒有抓錯題目。應該這樣講，她抓對了題目但是抓錯解題的重點，而抓錯重點又在於沒有進入問題核心把握到核心價值。
例如年改她把重點放在「基金這一代不破產」的財務和「時代變遷原則」及「漸進改革」上面而放棄了轉型正義和世代正義，以致於民眾高度不滿，一直到立委們重新設定年改的核心價值後情況才好轉；如今前瞻計劃備受質疑也在於核心價值設定不被社會信任。
現在她說「希望有一天 終結藍綠惡鬥」，是一個太對了的題目，但是她對這個題目的核心價值很可惜的，似乎又抓錯了。
她說「希望有一天，台灣的所有政黨，都能站在以台灣主體性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未來。」話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藍綠惡鬥的核心爭議在於藍營「不能站在以台灣主體性的立場」，以致於雙方在這一個議題上纏鬥不休。
藍綠環繞著「台灣主體性VS.大中國主體性」而纏鬥的確是台灣綿延了幾十年的最大歷史議題。同時，戒嚴就正是兩蔣處理這個歷史議題的手段，也因此戒嚴時期是大中國主體性全面主宰台灣的時代。但是國民黨不得不解嚴，意味的是在國內外條件已經不容許大中國主體性繼續主宰台灣了，從此台灣進入「台灣主體性VS.大中國主體性」纏鬥甚至統獨對決的時代。
1987年民進黨通過<台灣主權獨立決議文>，1991年通過<台獨黨綱>。在這過程中民意的變化是：1990年代初台獨在台灣社會支持度不到10%，但是1990年代中期統獨支持度勢均力敵，是「台灣主體性VS.大中國主體性」或「台灣意識VS.大中國意識」纏鬥和統獨對立最激烈的時代。1999年陳水扁廢除<台獨黨綱>功敗垂成，2000年陳水扁鍥而不捨地另起爐灶，在520就職演說宣布「四不一沒有」，宣誓不台獨，但是社會台獨支持度繼續上升，終於成為社會多數，陳水扁見獵心喜，倒過來宣布一中一台「一邊一國」。
時序進入2000年沒有多久，大勢已經獨勝於統，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在台灣社會的確立就更不成問題了，於是藍營不得不在戰略上做劇烈的轉變。
1990年代藍色的正宗主流是反台獨反本土化；而本土藍則反台獨但對意味著台灣主體意識的本土化抱著曖昧的態度，甚至開始微弱地浮出應該以「台灣國民黨」取代「中國國民黨」的聲音。
2000年之後，一開始，在連戰領導之下，國民黨繼續反獨反本土化反台灣意識。不料中共竟然比國民黨還用心瞭解社會，因此固然反獨立場持續不變，但是對本土化採取了和國民黨不同的立場，2008年胡錦濤發表胡六點，其中一點就是在弘揚中華文化時同時正面肯定台灣意識、台灣文化，這實在夠令國民黨尷尬的了，此後國民黨在馬英九領導下，在主體意識上訴求「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取代復興中華，在基調大變之下，馬英九甚至用心研究台灣史、年年參加228事件追悼會，至於兩岸則定位為「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樣一來，國民黨就從先前的「反獨求統」轉換成「不統不獨」了。
這一個轉變令老深藍大為憤怒，認為根本背叛了國民黨的正統，他們拱洪秀柱當檯面人物以搶奪國民黨黨主席和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張亞中指責馬英九總統走的是「隱性獨台」，國民黨徵召黨主席朱立倫後等於徹底否定洪秀柱的路線，擺明將中華民國等同於台灣，進一步走向了「顯性獨台」。基本上他們要推翻「以台灣為主」的理念，重新在國民黨內確立「以中國為主」的立場，在兩岸上面要以「一中同表」取代一中各表。
這一來，「台灣主體性VS.大中國主體性」的纏鬥的戰場跟著大變，戲劇性地從波及整個社會的藍綠之鬥，退縮到國民黨的內部，甚至從國民黨的正藍和本土藍的矛盾進一步萎縮成正藍的內部矛盾了。
當正藍國民黨從2015年開始到現在持續為台灣主體性而持續慘烈鬥爭的現實下，總統強調藍綠惡鬥的核心是台灣主體性問題實在令人驚訝。因為，縱使因為國民黨仍然在內鬥，表示國民黨仍然不是「純粹」地站在台灣主體立場，但是至少，藍綠惡鬥的議題早就不再是台灣主體立場VS.反台灣主體立場之鬥了。
的確，現在仍然有人以「台灣主體立場VS.反台灣主體立場之鬥」定義藍綠惡鬥，但那是激烈基本教義獨派和基本教義統派就的共同看法，不是社會的普遍認識。總統既然不可能是基本教義獨派，卻這樣講不免讓人納悶—如果總統真的是基本教義派獨派就不可能在兩岸政策上主張維持現狀了。
目前藍綠惡鬥最可怕的本質，恐怕在於雙方為鬥而鬥，不是為台灣主體性而鬥，甚至其他的價值爭議而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例一休事件。在國民黨執政時推動二例和減7天假，民進黨拚死擋住了；但是蔡總統一上台，照減7天假，甚至還把二例「放水」成一例一休，這時國民黨又倒過來拚死反對。整個過程非常荒誕，雙方都是為反對而反對，看不出所持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於是我們可能遇到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總統對現在存在台灣的各種重要價值的內涵及其整個生態和彼此關係是陌生的，或者是不在乎的。坦白說這很嚴重。
如果關心台灣的主體性的發展的話，那麼將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台灣主體意識在1990年代成長得非常迅速，而且發揮了非常強大的政治磁吸效應，當正藍都不自覺地被他磁吸而引發了老統派的恐慌和反撲時，台灣主體性已經發揮了催化台灣和解的效應。在這情形下努力使他成為各路人馬的公共財對台灣最為有利，不料總統竟把他當成只是綠方片面的擁有，且成為區分藍綠的界線，這真是不好，這樣固然對和解不利，對總體台灣不利，也因為等於把自己基本教義化，使自己難以受到「中間」甚至淺綠民眾的認可，對民進黨自己也非常不利。
總統對現在存在台灣的各種重要價值的內涵及其生態和彼此關係是陌生的不只表現在對把藍綠惡鬥定義為台灣主體性和反台灣主體性的對決上而已。
非常湊巧的，總統在同一篇Po在臉書上文章中，有這麼一段：
希望公民社會持續茁壯的同時，政黨與公民社會之間會找到一個更理性健康的互動模式，「執政不是將各個公民團體的主張照單全收，執政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
這段話清楚說明了在一例一休、陸戰隊虐狗、同志婚甚至華航空姐罷工等等事件衝擊後總統的反省。她這些話中期待的改革派政黨和公民社會團體間的關係，其實也是一般民主國家的常態。如今總統這樣講也意味著總統在執政之初並不是這樣看待政黨和公民團體的關係。她當時的想法比這一民主國家的常態更激進得多。她現在這一個講法，等於在政黨和公民社會團體兩個主體間她站在政黨這一邊；但是在執政之前她推動國會議長中立制度要議長退出黨職，接著執政之初她又一方面強調要組成超黨派政府，一方面強調要結合進步力量，另外，內閣閣員任命和不分區立委提名都儘量淡化民進黨色彩並強化社運的代表性人物。組織上如此，決策上也一樣，不管是年改會、司改會等等設在總統府的機制，運作都以公民審議、協商為主，淡化代議體制和政黨的介入。她甚至把改變立委選制為低門檻的純比例代表制當唯一的憲改理想，其目的無非擠壓大黨的國會空間以提供給小眾的、激進的、進步公民團體，這主張肯定令民進黨黨團成員恐慌，害怕台灣將落入德國威瑪或法國第三、第四共和小黨林立的狀態，但是蔡總統長期堅持她的主張不變。
蔡總統在第一次當黨主席時，因為領導民眾抗議陳雲林的來台而被抹黑為暴力小英後，而避免和群眾運動掛勾，以致於1980年代末1990年代曾經在街頭衝鋒陷陣的民進黨在2009年之後整個領導階層對公民運動、群眾運動十分生疏陌生，這造成了非藍非綠的白色力量在2012年到2014年崛起街頭，等到白色力展現了無比強大的力量後，令所有的人震驚後，蔡主席顯然才重新高度重視公民運動，但是儘管是這樣，在整個黨長期和公團少有合作的情形下，對公團單一價值絕對主義的本質和公團承載的價值在台灣社會形成何等樣態的價值競合關係顯然都非常陌生，更不用說對常態民主國家中政府、國會、黨和公團的既合作又矛盾的關係的認識了，於是過度樂觀地形成了執政後和公團強力結盟，讓他成為比政黨更主要的權力基礎的激進作法。
除了長期和公團的隔閡和陌生之外，總統在「解決問題的人」的自我定位下，也使她比較不容易了解到公團和公團追求價值的態度甚至公團追求的價值本身。
台灣的政界愈來愈短線取向而愈來愈蔑視長線的戰略，這很令人擔憂。然而凡事只見問題不見價值，只有短線沒有戰略就是難免的了。
無論如何，所謂戰略也者，他形成的第一個步驟正是價值的設定；第二步驟則是要對承戴各種相同、不同價值的各個力量構成的「戰場」情勢進行總體性評估。
不避諱地從比較嚴格的角度來評量，新政府成立之初雖然努力把各公團力量納入權力機構之中，但是對公團追求的價值既不夠了解，他們承載的各種價值又形成了怎樣的結構和互動關係更不深入，於是對改黨—公團—政府—國會的關係形成了一個過度激進的浪漫想像；幸好，如今在總統的說法中我們總算看到了她已經對這些關係做了非常劇烈的調整。
然而我們仍然要擔心，執政團隊對各個社會價值的理解是什麼，他們會不會繼續把已經在發揮整合和強烈磁吸效應的台灣主體性當作畫分敵我的界線？會不會重複像一例一休事件一樣只有彼此對立，最後最重要的是有沒有自己一貫的價值立場？
無論如何，多元並存的一項項的價值並不能只是當「一個一個的問題」來對待，政治家看待價值，逃脫不了需要哲學思維。基於這樣的考量，牛津大學為以政治為志業的人開設了的PPE的大學學程，教授的是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政治、哲學與經濟三者等量齊觀。這個學程堪稱政治領袖的搖籃，這學程出身的閣員在柴契爾1981年～1983年的內閣中有3位，布萊爾內閣在1997年～2001年間有7位，大衛•卡麥隆自民保守聯合內閣有5位。
期望一個個從政的人都有他的價值哲學雖然很不切實際，但是一個政團、政黨尤其是執政團隊沒有價值哲學，那麼政治要免於只是權力惡鬥恐怕難之又難。
剛剛解嚴的1990年代由於政界許多人仍然懷著對價值的虔敬，於是我們看到藍綠在尖銳的鬥爭中仍然可以在許多價值和議題上找到合作的空間，共同推動國家的進步；不幸的，隨後短線解決問題的風格逐漸取代了長線價值的追求和戰略的鋪陳，於是藍綠愈來愈敵我意識鮮明地對自己進行心靈的戒嚴，於是愈渴望和解卻距離和解愈來愈遠。
【圖片為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