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夜半電話聲響 黨國校園控制體系瓦解前夕的回憶

文/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臺灣校園政治案件的發展，到我唸書時期已經到了後期。美麗島事件爆發的時候，我那時是初級中學生。民國73年（1984年）我進入大學就讀。我在東吳大學的時光，歷經了臺灣解除戒嚴前後校園環境重大的變化階段。

黨國校園控制體系的建立

中國國民黨對臺灣各大學校園的控制，約略到了1949年四六事件整頓學風之後就安定下來了，而校園學生控制系統的建制，則是1950年在臺灣由蔣經國主導展開黨的改造中才真正開始的，當年4月成立了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12月於中央改造委員會下設知識青年黨部，1952年則將青聯會併入剛成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國民黨青年運動的基礎，因時代動盪緣故而不是很穩定，所以會時有校園的整肅。

1964年國立臺灣大學這邊成立了覺民學會，是國民黨重點栽培的職業學生祕密組織。這一年就是臺大政治學系主任彭明敏準備發表《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而出事的同一年。有關國民黨政府校園佈建的研究並不多，我覺得這是臺灣白色恐怖研究可以深入發掘的題材，看它們怎麼建立建立，做了哪些事情？在覺民學會這種祕密社團裡，你只認得你的上下線，平行的會員和幹部有很多則彼此間並不認識，除非是重要領導，但是一般會員有多少個則不清楚。要參加這個社團，一定得在思想考核上面被認定是忠黨愛國，才會被選入。進去以後，則會有機會看到很多匪情資料，接觸到一些一般學生接觸不到的資訊。表現傑出的，日後更可能可以拿到中山獎學金出國留學，在軍中則很有機會當政治作戰官或三民主義巡迴教官。他們在學校最主要的任務之一是配合情治單位偵測老師、同學的思想、言論，並且對之思想純度的考核評比。不過佈建系統在大學裡不是單一的，各個黨務和情治單位都會經營自己的細胞，黨社也不見得都是金字塔型的組織，但覺民學會之類的菁英社團必然是如此，以保持其優越性和榮譽感。國民黨的社團相當多，在臺大來講，在校黨部孔知忠黨部之下有所謂九大黨社，每一個學院有一個黨社，其實就是黨支部，此外還有一些學術性或服務性社團，當然，各級學生自治會也是重點經營的社團。一般黨社和菁英社團如覺民學會之間不見得有隸屬關係，但是它們都隸屬於各校黨支部和各區知青黨部，接受經費補助與任務指派，與各區知青黨部、地方黨部、教育部軍訊處、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司法行政部（法務部）調查局、救國團、乃至於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憲兵調查組、國家安全局、都有錯綜複雜的聯繫，所以職業學生所寫的報告都會流向這些單位，最後當然是匯整重要者給老大哥，總統兼總裁、黨主席。我聽東吳訓導處課外活動組的老師說過，當時課外組都會有一位領國安局薪水的職員，專門負責校園社團的思想監控。　

東吳大學志清學社

這樣的組織佈建不只是存在臺大，各大學都有。我大學部本科在東吳大學就讀，東吳大學也有類似覺民學會的社團，稱為志清學社，也是一個封閉組織。我那時是正值解嚴前後，所以校園裡學生運動非常活躍、興盛，它們未必以違規或違法的方式出現，但學生對於校園行政管理與學生自治、言論、學習與出版自由，以及國家的民主與前途等禁忌的問題都具有高度的探索興趣，有趣的是，學生思想性社團裡最愛爭辯的是東吳有沒有學生運動。

東吳大學志清學社有點像是違逆時代潮流而存在的組織。1986年那時有一位數學系學生翁家和擔任黨社大陸問題研究社社長，也兼志清學社常務社務委員。這位同學很有正義感，整個社會和校園氣氛已經不對了，可是學校和有關單位卻還要求他們作政治偵防，使這位熱血青年學生的良心起了很大的掙扎。我跟這位翁同學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見過面，但是那時我們常常在半夜裡通電話。他跟我表白，他在學校經手這類業務，他手上有很多我的黑資料，都是我們系上的人提供給他們的，可是他覺得我反政府不愛國的情形沒有那麼嚴重，他很同情我，可是我的思想言行資料都要被送上去進行考核，他不想讓我不明不白被犧牲掉。他很謹慎，都挑在半夜打電話給我，他也不要跟我見面，他怕學校有其他同學看到。

當時臺大因為大學新聞社遭停社處分而爆發自由之愛學生運動，原是覺民學會會員的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林佳龍等人，則把國民黨的校園控制體系窩裡反給曝光了，在《自由之愛》和《南方雜誌》撰文揭露，逼得國民黨不得不把孔知忠黨部遷出校園，不久，《自立晚報》再又將法務部調查局的校園偵防資料曝光，關於東吳大學，就明白指出有三位學生被重點調查，我就是其中一位，傳說專案代號為五二三事件，因為我曾在這一天於游盈隆講師的《政治學》課上批評總統蔣經國與對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又傳言同案在上課發表不當言論而被打小報告的，還有現在是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的莊世同，但他還不算在東吳三大毒草之列，我印象中名字曝光的是社會學研究所的曾昭明。那是在解嚴前夕，資料曝光後學生當然很不滿，所以我就設法藉機把事情弄大，讓更多人知道國民黨政府和職業學生的惡行。

我記得我曾和班上同學設局圈套可能的涉嫌職業學生，方法是不帶錄音機和不抄筆記，但故意討論激進的問題，看有誰在蒐證，結果就真有一位志清學社的學姊在錄音，當然不能就此一孤證即公開指控對方，但在系上放話總做得到。那時的志清社長孫致之正好是游盈隆在政治學系的導生。我也曾經在法學院川堂的海報欄貼白報紙表示抗議，當時法律學系學會會長是彭幸鳴（現任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學術組長邱正宏（現任東海大學專業技術級助理教授）規劃的學術活動常常召來隔壁警總穿綠色軍服的人前來聽講，搞得學生間疑神疑鬼的，不知來者是否善類。班長江肇欽（現任律師）則直接找班導師反映了此事。

調查局的約談與佈建

我的班導師是法律學系主任兼法學院院長章孝慈先生。章孝慈是蔣經國總統的兒子，是公開的祕密，我不否認我們就是仗著章孝慈是我們的導師，所以才敢造次。要不然就是會捅出很大的事情，要不然就是他得庇護我們學生。我們把情治干涉校園的事情在學校裡掀開之後，章孝慈先生的反應竟然是很傷心，他希望我們能體諒他的處境，我們就跟他理論。我在導生會上說道：「您教我們《美國憲法》，上課教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我們就聽你講的這套，把它付諸實行，怎麼有錯了？」他保證只要他在東吳一天，絕對會捍衛學術自由到底。我們幾個同學發起成立時事研究社，被訓導處懷疑是民進黨的學生支部，也是靠章孝慈擺平校內阻力的。那時調查局臺北縣調查站也到學校裡來佈建和蒐集情報，找學生約談，調查一些學生運動的情形，他們調查員基本上態度還算和氣，因為一般同學聽到了已經害怕在先了，他會跟你索取、要求透露比較活躍學生的資料。在黨國不分的時代裡，情治單位很容易成為政治的打手，現在臺灣民主化了，只要情蒐範圍和手段不違法不惡用，我倒是有一點理解了。那一位調查員叫黃沛熹，常把我找去喝咖啡吃大餐，還曾經想要吸收我作線民，因為他們要蒐集更多資料，製造工作績效。但我對國民黨的控制體系是不信任的，拒絕了他，為了應付，也不得不給了他一些真真假假的東西，但我一定會把我的價值判斷一五一十地陳述給他，希望他知道我們是愛國和為了追求真理的。

後來我在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念博士班的時候，章孝慈先生於1994年11月不幸在北京中風。我很難過可能失去一個好老師，在《更生時報》寫一篇文章懷念我在東吳跟章孝慈相處的一段經歷，就把當年一些往事寫在報紙上去。結果調查局很生氣，因為內文一筆寫到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陳文成陳屍臺大校總區研究生圖書館前草坪的命案，誤寫成是調查局幹的，這事其實警總涉嫌最大。調查局打電話到臺大三研所來，跟講師吳秀玲說我文章亂寫，要我澄清陳文成案不是他們做的。我現在再澄清一次，不是調查局幹的，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幹的。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臺灣戒嚴，調查員黃沛熹又來找我一次，跟我說是他最後一次出任務了，他覺得國家沒必要再去耗費資源處理我們這些學生的小案子了。雖然我總是避重就輕地跟他談，他還是感謝我。我每次都跟他約在學校，讓他到法學院地下室畢業生聯誼會找我，讓同學知道我的行蹤，這都歸因於陳文成案件所致，讓我心生警惕，所以我都很謹慎小心。

臺大《自由之愛》揭發黨國控制校園黑幕

整個以知識青年黨部為中心的校園控制體系的鬆動，跟臺大自由之愛學運有關，當時擔任臺大《大學新聞》總編輯的林國明（現臺大社會學系副教授）等四人到臺大校門口絕食靜坐抗議，點燃臺大和臺灣學生爭取校園言論自由運動的烽火。自由之愛發表由法律學系校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研究生周志宏主稿的〈大學改革宣言〉，把運動的方向指向整個大學教育體制，《自由之愛》更有一期有一篇文章把臺大校園控制體系整個給它曝光，從校長、訓導長、軍訓教官到黨社等等，跟黨部、警總、調查局等等單位的關係製作一個表格把它公開出來，那文章據悉是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吳介民（現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副教授）所寫的，更加震撼人心，徹底揭穿了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謊話，也讓人看透了黨國與其走狗的邪惡與醜陋，使改革的方向逐漸升高到憲政層次。這一黑幕的揭發，

對於其他學校的學生運動來講受益很大，大家可以循線去揭批。那時候雖然是還是在威權統治時代，可是老師上課教授憲法、政治學，講的都是冠冕堂皇的那一套，現實的狀況老師大都不會去碰。但我們學習的都是應然的東西，所以我們在那時代，也在無形中培養了批判的能力。現在回想起來，那些老師沒有曲解現實灌輸我們錯誤的觀念，實在不容易。

黨國校園控制體系曝光之後，那些黨社都還存在，但則開始轉型，東吳的大陸問題研究社早被改革派學生滲透，改名為大研社，另起爐灶，與黨部決裂，國民黨學生黨部轉型為力行學社，志清學社也轉型為一般公開的社團。1989年那一學年的志清社長李鎨澂2005年青年節在法國巴黎和幾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留學生參加該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舉辦的《旅法僑學界擁護《反分裂國家法》、反“臺獨”促統一》座談會，公開擁護《反分裂國家法》，被對岸國家媒體新華通訊社拿來國際宣傳，打擊中華民國，我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們不是反共和愛國的嗎？但願他是君子欺之以方，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的。

以上是我所經歷的國民黨校園控制體系在解嚴前後的變遷狀況。

等待1980年代校園白色恐怖檔案出土

這幾年政府資料檔案在逐步整理公開，但可能解密期限還沒屆滿，依照《檔案法〉第22條規定：「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等政黨輪替或再過十年，當年情治單位監控大學的檔案、調查局的資料總有一天會出土讓我們驗證歷史。我以前曾迂迴地找在調查局的學弟問當年的忠誠檔案資料在哪裡，想有機會設法去調閱。我得到的答案，是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的時候，調查局自己燒了一批。他們怕民主化和政黨輪替會讓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曝光，不僅擔心名譽的問題，也擔心法律的追究，所以就先把它們處理掉。我希望完整的校園政治案件研究能延伸到這一個區塊，等待資料解密，我會持續關注。

我就讀臺灣省立板橋高級中學時曾經參加三民主義研習社，也曾經「忠黨愛國」過，但讀了一點書，用一點腦筋，很早就覺醒了。我那時的社長顧耀文曾經好意地把我的《亞洲人》撕掉，怕毒害了其他社員。國民黨的校園控制體系崩解之後，我回去看待這一段歷史，看待當時所謂的職業學生，和整個校園共犯結構裡的一些人事物，往往會帶著同情、悲憫的眼光，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是那樣地天真和善良，他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的良知和熱情被黨國如此利用和蹧蹋，給那一段歲月裡的臺灣知識青年造成如此不堪的傷害，也為自己的人格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

（本文原為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假國立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舉辦《戰後戒嚴時期校園政治案件》座談會發言，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研究生陳建倫整理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