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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認罪」的恐怖制裁 中國上演另類文革批鬥

yam蕃薯藤新聞/貢曉立 2016.04.19 00:00
近日肯亞一案鬧得沸沸揚揚,將45名台灣人強制帶往中國外,還在媒體前接受偵訊並公開認罪,「媒體認罪」新聞一出更是引起台灣一陣撻伐。 若讓媒體介入司法,在給「嫌疑人」法定審判之前,媒體的底線又該如何拿捏? 「媒體認罪」就是讓媒體進入案件成為旁觀者,但這旁觀者可不是白白站著、看著,可怕的是它具有如同美國陪審團一樣左右司法的權利。「媒體認罪」成了中國創新的法制新聞報導方式。 在一些牽扯社會敏感的案件中,許多仍處在偵查階段的「嫌疑人」被送上電視,「率先」在電視台「坦白」乃至於「認罪」。這些牽扯社會影響力的人物其認罪往往能在社會潮流中捲起大漩渦。 「媒體認罪」也可看出中國在辦案觀念上片面倚重「口供至上」原則。一但「嫌疑人」認罪,事後法院又裁定最終認定的事實與口供不符,那人民到底該信媒體還是信司法?「媒體認罪」對司法,對媒體都是一大損傷。 「媒體認罪」逐漸興起,另類的恐怖陰影壟罩中國。 近年來,不乏聽聞中國許多的「媒體認罪」事件,這類手法相似於中國文革批鬥時代,當時人們被迫掛牌跪在公眾場合上,忍辱欺凌下嚥氣而死的不在少數。雖然時代變遷,另類的文革批鬥儼然在中國上演。 回顧中國在媒體上認罪的事件,至少就有薛蠻子案、高瑜案、維權律師案(附帶屠夫吳淦案、山東濰坊訪民案、王宇案等)、張六毛案、浦志強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彼得.達林案,以及張凱案等十多起。這些人物不外乎符合了中共所定義的「新黑五類」—內地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社群等。 除了在電視上認罪,中國還修訂《刑事訴訟法》中「指定場所監視居住」等條款的修訂以及新的《國家安全法》等等。目的無非是為了嚇阻他人勿再從事或倡導任何異議活動,同時也能遏止公眾下對官方不利的風氣。 中國對內種種行動,說穿了就是在塑造另類的恐怖肅殺的氣氛,以降低對政權的質疑與挑戰。 《中國媒體快報》於2月刊版一名中國律師被捕前的信:「親愛的父親母親,...無論周圍環境怎樣惡劣,一定要頑強地活下去」。這名被指控「顛覆政權」的律師在被捕前致父母的信中最後寫道,「等待雲開日出的那一天。」 他們不僅要你把黑的說成是白的,還要你解釋黑的為什麽是白的。 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此變化並非全然是此國向來如此專橫。表面上說是因為不公開審判的公信力有失民心,實際上卻是對自家體制虛弱感到不安。 隨著市場化,其帶來的巨大利益中國不願放手,卻也須面對市場化帶來的新興階層的興起。並非中國怕這些財團組織,怕的卻是一但經濟下滑所帶來的連鎖效應。屆時,新興社會階層從不滿進一步到挑戰官方權威,甚至導致體制內腐敗無能、無力應對社會挑戰,估量其後果來看,對中國來講可能就是致命的。 對於不安全感的支配,加上北非茉莉花革命等事件的刺激,中國便開始著手加大對民間社會的壓制,失蹤、媒體認罪無不開始一一上演。今年2月,習近平甚至前往中國3大官媒《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無非就是想加強對媒體的控制,箝制言論自由的權利。 面對台灣首位女總統,中國媒體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中國近來打壓不只如此。今年1月就有中國網民發現,網路電視最受歡迎的《太子妃升職記》悄悄被刪除。之後不久,廣受大眾好評的節目也一一遭刪除,例如冒險類的《盜墓筆記》、警匪類的《心理罪》。 有業內人士告訴《財新》,是官方因「製片公司和錄影公司應該更謹慎地注意他們的內容」為由下令撤除,無非是警告媒體人謹慎選擇並加強內容上的控制。 媒體控制最典型的當屬今年台灣總統大選。台灣政治選舉永遠是中國最敏感的一條神經,針對當選結果的報導,中國嚴加控管媒體,在報導量與字詞使用上都可看出中方媒體的小心翼翼。 與2012年國民黨當選做比較。2012年選舉結果中國各大網路紙媒平臺都設有專欄報導,今年總統大選結果在紙媒上被配置在不起眼的位置,網路新浪微博更是封鎖「台灣」二字的搜索。 中國媒體對於台灣選舉報導也都屬負面。根據《中國媒體快報》指出,「中國媒體報導,許多臺灣人有「選舉綜合症」,對政治走火入魔,以至於出現失眠、頭痛、或者其它不適」。也有「警告當選總統蔡英文不要推動臺灣的正式獨立,以免毒化兩岸關係,走進死路,並且說她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努力是上樹找魚」。 中國當局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不僅用在中國人民上,必要時甚至超出國際線觸犯人權,不僅是要自保,更是為了利益。不安的情勢還不需多加警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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