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5日亞非第三世界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萬隆會議」，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代表團參加，周恩來總理在會中三度發表公開演講，呼籲第三世界國家團結起來對抗美國和蘇聯兩大霸權帝國；當時在日本成立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也以「觀察員」身分應邀與會，這是台獨組織唯一一次與中國一同參加國際性會議，但對台獨組織無任何影響；對中國影響則非常巨大，因為此次會議後結束中美兩國政府不接觸之關係、開啟兩國大使在波蘭華沙經常性的「華沙大使級會議」，直到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建立兩國元首熱線為止；台獨組織能和周恩來在萬隆一起開國際性會議之背景是新中國建國不久，國力未興未盛，台獨組織才有機會混水模魚；如今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國又是第一大國美國的最大債權國；1989年的「六四」以後美國發起對中國經濟制裁，經過八年後的1997年10月江澤民首次訪美，次年柯林頓回訪中國，從此經歷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不管對手是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美國都不是對手，只有讓中國予取予求的份，美國會再三讓利給中國甚至不惜自毀立場放棄對中國的「六四」制裁，除了保全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和軍事合作關係，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台灣問題」，換句話說，「台灣問題」也是中國可向美國作為勒索的籌碼之一，所以中國答應美國「只要台灣不獨中國就不會動武」，這是中美兩國對「台灣問題」之交集，只要中國還要利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合作來對抗蘇俄，這個交集都是中美兩國外交之充分且必要之條件之一。好好研究中美兩國與台灣之互聯關係，就知道馬英九一廂情願地倒貼中國除了爭自己歷史定位之虛名外是多麼彈頭的笨蛋作法。
中國對台動武之前提是「台灣獨立」，所以只要維持現狀台灣就能爭起時間發展經濟、整頓財政、整理文化、勤修內政、加強建設、提升教育、創新研發、為人民創造更大的經濟福祉。北京政府正在力拼2030年以前能與美國分庭抗禮、並駕齊驅，並希望在2050年到2060年能超越美國，然後開始主宰這個世界；自從印尼萬隆會議之後，中國在一窮二白的艱困環境下仍然咬緊牙關經營非洲、經援非洲，據說現在在非洲的中國科技人員就超過一百萬人；和打國民黨一樣、中國共產黨慣用「以鄉村包圍城市」，萬隆會議以後、毛澤東開始以第三世界包圍美蘇兩大國，台灣的聯合國席位就是這樣丟掉的；毛澤東寧願讓人民沒褲子也要發展核子，其目的就是要對抗美蘇兩大強權，他說全世界只有中國最有資格打核子戰爭，早在五十年前他就說「要打核子戰爭，美國和蘇俄死了三億人就死光了，中國就是死了四億人還有二億人，要打核子戰爭、中國隨時奉陪」；所以自萬隆會議之後、中國的對手就是美蘇兩國，「台灣只是中國叛亂的一省」「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1960年代末期全球各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基本基調；儘管蔣介石在高喊著「漢賊不兩立」，結果忙了半天、到處送禮請吃飯塞紅包甚至送美女，到頭來毛澤東是漢、蔣介石是賊，這就是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一直認不清世界局勢，中國已然是第三世界之頭頭，毛澤東、周恩來每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輪番接待二、三梯次的第三世界國賓，俟聯合國一投票，所有非洲、南美洲、東南亞、南亞諸小國全部投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流落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就被趕出來了。
1949年以後台灣國民黨政府一直依賴北朝鮮苟延性命於亂世，沒有北朝鮮隨時可能會攻擊南朝鮮，美國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一個寶，美國看重的是台灣的地理戰略地位，不是貪婪腐敗、好吃懶做的國民黨政府，了解這個基本前提，除非美國已自身難保，否則絕不會輕易放棄台灣，因為台灣也是美國一張很重要之保命符。
中共當局當然也了解台灣對美國在亞洲戰略上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後，中共當局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台灣大部分人士當然不會買帳，因為中共也是對港澳提出「一國兩制」，港澳是由外國租借或佔領，受限於時間壓力，不管「一國一制」、「一國兩制」，時間到了就應回歸中國，只是怎麼回歸法？就像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軍要過長江時、毛澤東面對著國民黨的「和平談判代表團」說：「大江一定是要過的，只是怎麼個過法，是和平過去還是用槍砲打過去？」；中共對港澳提「一國兩制」，對台灣也是提「一國兩制」，葉劍英和鄧小平剛剛鬥倒四人幫可能當時還未思慮周詳，因此把「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相提並論，確有未盡周延之處。
1945年二戰結束，毛澤東向蔣介石提議組織「聯合政府」，蔣介石以「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政府、一個執政黨」拒絕了；後來人民解放軍打到長江邊，蔣介石提出以長江「畫江分治」，毛澤東以「中國只有一個，國家一定要統一的」而拒絕了，最後蔣介石敗逃台灣。
新中國剛建國時，毛澤東指示有關單位研究「美國為何在建國這麼短的時間就這麼強盛？」最後得出的結論中有一項：「美國是聯邦制，很多權利都下放到邦政府、邦自己就可以立法解決很多問題」，如果後來不發生一串的政治鬥爭及三年飢荒、農業歉收；說不定毛澤東會搞「聯邦制」或「邦聯制」呢！
前司法院長林洋港卸任後訪問大陸，曾建議讓台灣以「自治邦」方式自治，中共領導人表示「談起來可作考慮」來回應，可見中共領導人有開始思考用香港的「一國兩制」來套台灣是很不恰當的，有以「邦」之形式來解決台灣問題之可能。
1997年初、鄧小平仙逝，隔年流出一份未經中共當局證實的「遺囑」交代中共當局對國事處裡的方向，其中有一段關於台灣問題說：「台灣問題一定要用和平方式解決，若以統一真有困難，先用邦聯來解決兩岸問題也可以」；最近有一群台灣各黨派（包括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意見領袖提出「大屋頂理論」，就是在兩岸政府上面再搞一個「大屋頂」，這大屋頂權力有多大或只是一個政權象徵則未聞其詳；本文已在前述，台灣還有很大的迴旋空間，除非美國已無力對抗中國，除非中國不想利用台灣問題勒索美國，否則台灣的現狀尚可維持三十年以上；台灣的政體要如何改？是維持五權分立還是三權分立？是議會民主制還是蘇維埃制的民主集中制？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這些都應有一套公開討論的公民社會機制；台灣現在已是一個民主政治生活相當成熟的國家，台灣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方言、自己的生活習慣，這些和其他華人地區都有若干差異性，不管台灣未來是「邦聯」還是「聯邦」還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堅持台灣的主體性、保留先民來台的開發文化及四百年來台灣人民的生活習慣都是最重要的，絕不可輕言放棄。【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