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中國十七周年紀念日，大約在25年前筆者在擔任「中國通商業雜誌」總編輯時曾在社論中寫過「如果香港回歸十年後，香港經濟無法維持港英時期的繁榮市場景況，那一國兩制就算失敗，如果比港英時期還繁榮，那台獨市場就很難發展了」，十七年來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中共當局使盡了吃奶力氣（包括開放陸客自由行、一年跑進香港旅客超六千萬人）支撐起香港經濟發展於不墜，當時鄧小平還講「香港流失多少港幣，我們就補進多少人民幣」（當時港幣和人民幣1：1兌換），回歸祖國十七年，香港還是和彭定康時代一樣「有自由沒有民主」；但因和中國界線更模糊了，香港變成中國第二富庶地區－珠江三角洲之前沿，自然而然擺起「前店後廠」之排場，作為南中國地區最大的自由港，工廠就在自家後院，香港的經濟發展就更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了。
民進黨一向很怕台灣香港化，那是指政治而言，因為香港只是中國一個特區，就像1997年以前香港是英國東方最小但是最富庶的屬地，英國女皇還要選派部長級的國會領袖彭定康來港擔任總督，比倫敦市長毫不遜色，可見香港在英國之地位；台灣政治地位不能香港化，但台灣經濟應該香港化，香港有很多制度值得台灣學習：例如香港的公屋制度讓香港人住者有其屋，連國民黨戰敗逃到香港的老兵現在也住者有其屋，現在香港人有將近四成民眾住在公屋內，筆者三十年前就去香港考察「公屋」，後來每一次去都要去注意公屋的情況，比起港府的公屋管理就會知道台北市政府有多差勁，馬英九、郝龍斌兩位市長有多無能，一樣是大陸人第二代，董建華和曾蔭權就能做這麼好，馬英九和郝龍斌就這麼差勁，道理很簡單－失敗者之第二代還是失敗者，無可救藥也！
公屋制度外，香港的職訓制度也值得台灣學習，香港是一個務實的地方、只重學力不重學歷，香港青年高中畢業後大部分都去政府辦的職訓所職業訓練，可以學一技之長又有生活費可領，職訓所出來就馬上投入生產行列；職訓所的學程可以馬上跟著社會需要來調整，每個訓練出來的都是符合社會需要的，很少會浪費教育資源；台灣人喜歡搞個學位來「騙婚」，很多到國外唸個「野雞大學」照個博士照或碩士照回來台灣騙婚，其實頭腦鈍鈍肚子空空，真正草包一個，文的不行武的更不行、什麼都不行；台灣喜歡玩這一套，所以很少職訓所但很多研究所，連技術學院都搞研究所；職技教育不管哪段學程都一樣，如果社會無此需要了、學校的學程無法馬上改弦更張，還是要把整段學程走完，結果教出一大堆社會不需要的東西，造成教育大量的浪費；在理論上教育是一種投資，但要教出有用的才是投資，教出無用的就浪費資源了。
香港是自由港、自由港就是免關稅，但海關靠著貨物稅、輪船停港費、保養費、加油費、裝却費、貨櫃棧租等就能大發利市，香港有好長一段時間是全球第二大貨櫃港；香港赤臘角機場現在是全球前三大機場，服務品質已有好幾年是全球第一名，這兩個交通單位就為香港賺了很多錢；香港還有三個大賺外匯的企業，一是國泰航空公司，曾經是全球第一大航空公司、服務最好、飛安最佳；另兩個是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這兩家銀行都是香港發鈔銀行，匯豐銀行有三年是世界最大銀行；這些都是很難想像的，一個彈丸之地的航空公司、發鈔銀行、國際機場、國際海港都在全球搶第一、第二名，此無偏方乃服務品質稱冠也，服務品質靠的是優良的制度和優質的人力資源；香港的人力資源大部分是職業訓練出來的、較少部分是學校教育養成的，這一點是台灣發展經濟要努力學習的。
香港除了上述的公司企業在全球崢嶸頭角外，香港的大學也在世界排名位居鰲頭；香港之大學不多，只有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信大學、香港樹德大學，前五家都是公立、後兩家是教會學校，每一家公立大學在亞洲都名列前茅，尤其香港大學緊追在東京大學之後為亞洲第二名，剛創校十三年的香港科技大學緊追在香港大學之後，這兩所大學在亞洲都比台灣大學前十名左右；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於1991年花了將近七百億新台幣建校，被譽為「勞斯倫斯大學」，台灣的朱經武博士擔任第二任校長一口氣就從美國聘請七位諾貝爾獎得主來校任教；那時台北市長陳水扁編六十億要辦「台北市立大學」，被國民黨佔多數市議員全數刪除剩下一元象徵性保留科目，當年教育局長是名教育家郭生玉博士（師大教育心理學系主任、研究所長）；六十億比七百億已是天壤之別，再遇到一些超沒有水準的市議員，台北市要和香港競爭就要等改朝換代了；談到這些就很洩氣，香港何其幸運曾被英國治理一百五十多年而有今日之建樹與榮景，台灣又是何其榮幸讓日本治理五十年而曾有比中國各城市進步之景象，今日又何其不幸被中國國民黨統治而日愈落後、民生日愈困苦，今日的台北就更倒霉死了，讓最無能的馬英九管了八年又讓更無能的郝龍斌再管八年，台北不要說和香港比了，就是中國二線三線城市都比台北更進步更有幸福感了。 香港經濟值得台灣學習的還很多，等心情好些後有機會再詳述之。
【作者郭憲鈴係本報總主筆、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