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立法院悄悄三讀通過了一項修正條文案，是關於「地方制度法」中的部分條文。因為五都升格之後，這些地區原本所謂的「山地鄉」，都不再實施地方自治，改為官派區長。如此一來，原本的山地鄉便喪失了舊有的公法人地位，因而造成原鄉地區邊緣化，發展停滯不前，部落族人多次向中央反映希望能夠恢復公法人地位，如此才符合原住民族自治的基本精神。
這次修法之後，就賦予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地方自治團體法人地位，恢復區長、區代表選舉，包括原本的台北縣烏來鄉、台中縣和平鄉、高雄縣茂林鄉、桃源鄉及那瑪夏鄉，都要改稱直轄市中的「山地原住民區」，是為地方自治團體，設區民代表會及區公所，分別為山地原住民區的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法辦理自治事項。
這件事對於原住民族的政治權力和自治而言，應該是一個正面的發展；或者精準一點說，是將原本主流社會不經意剝奪掉的權力╱權利重新要回來。不過，卻也有需要進一步規畫配套措施的必要，否則有可能產生紛爭。舉例而言，依新法規定，區長必須為山地原住民身分，可是新北市烏來區民卻有不同的意見，部分當地居民認為原住民區人口結構已經和過去不同，烏來區內非原住民人口已經超過半數，如果規定只有具原住民身分者才能參選區長，屆時可能出現「少數管理多數」的情形，因此建議區長不應該限制身分，非原住民也能夠參選。
本文要討論的不是區長的身分問題，而是原住民傳播領域中，過去討論的重點都在於族群內傳播，以及對外發聲權和自主權，比較少討論到族群間傳播，尤其是社會中的少數民族需要什麼樣的傳播機制和能力，來和主流社會進行積極有效的互動。
從功能論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中不同族群彼此之間的傳播，其最大的意義便是在於增加相互了解，消弭差異、排除誤解，促進交流。按照蕭新煌的說法，是「可提升族群意識和歸屬感，減少族群間偏見和歧視，加強族群間的文化溝通，但又不損及國家認同和社會整合和凝聚。」
這此的修法，可以想見對於這幾個山地原住民區內的非原住民住民，將會激起各種不同程度的反應和意見。原住民族作為地區的主要族群，應該要建構一個積極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平台，和區內的非原住民居民以及整體社會進行互動，形成公民社會的共同參與，建構對於山地原住民區自我治理的共識，這正是族群間傳播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然而台灣社會對於族群傳播的觀念和做法，多半是將「宣傳」視為傳播，這當然有所不足。以多元社會的傳播政策而言，「宣傳」比較缺乏互動和溝通的傳播思維，當族群傳播的主體所採取的是「宣傳」的態度，這對族群內部而言，顯然低估了族群成員的文化認知和深度；對其他的族群，傳播政策也偏重單向的宣傳，卻未能以建構互動溝通的平台和機制為目標。這一點，我們需要思考和學習的還很多。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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