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少年枉死於母親及其靈修教友的長期監禁與凌虐。人們再次站在清明而正直的一方，透過媒體觀審，譴責母親的愚昧，批判教主與教友的邪惡，怒斥該團體為邪教；這事件似乎也在邪惡終究不敵正義此一意義上劃上句點。這模式像極了18年前發生於東京地鐵的沙林毒氣事件，日本媒體就是以正義和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對立結構，提供民眾對奧姆真理教施放毒氣的認知。然而，在小說家村上春樹的眼裡，這種二元對立的簡化處理，反而是他思索的開端。
村上春樹以《地下鐵事件》整理他對受毒氣事件波及受害者與家屬的口述回顧，又以《約束的場所》匯集奧姆真理教徒於事件之後的想法。既然人們已經將這些教徒視為愚昧與邪惡，村上這麼做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對他來說，媒體的報導框架符合既有體制的價值觀念，除了讓人們再次肯定「正常的我們」與「變態的他們」的不同之外，別無其他啟發性的訊息。村上試圖去理解這些教徒的想法並不是對他們抱以同情或是單向的批判，而是向站在正常、正義一方的「我們」提出大膽而深刻的問題：那些為我們理所當然排除或避免正視的邪惡或愚昧並非真的與我們無關，是否在自己心中的某個地下（underground）蟄伏著？
那麼，一般人與奧姆真理教的信徒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不少奧姆真理教徒都是出於對自我的獨立自主性的追求才進入教團，村上認為，這些教徒看似強調自我的自主性而脫離他們感到格格不入的社會體制，實際上卻是將自我以及開啟的鑰匙這些珍貴的個人資產，一起託付給教主麻原彰晃這個「精神銀行的保險箱」，好像一旦找到值得將自我的追尋交付的對象，便不必再辛苦地思考了。然而，麻原彰晃個人的自我卻不是開放的，而是將人性的缺陷封閉在一個閉鎖迴路中，教徒們也宛如被魔法巨人封閉在貼上「靈修」或「宗教」標籤的魔瓶裡，反而比在先前的社會裡更加喪失自主性而不自知。村上藉此反思一般人某種程度上也可能將自我委付給既定的社會體制，並以社會所賦予和認可方式自主般的活著。村上耐人尋味地說：「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分，而接受做為代價的『故事』呢？我們是否對某種制度＝體系，交出人格的一部分讓人代管呢？如果是的話，那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
詹姓少年的枉死還能讓我們得到什麼省思呢？當反多元成家的群體以維護集會場地秩序之名將異議者圈禁在糾察隊的人籠中，那些戴上口罩將人圈禁的年輕人，是否讓渡了某些自主與反思呢？綁架著人民的政黨與意識型態，又會在何時向人民要求某種瘋狂？
（社大講師）
圖說：靈修團體日月明功把默園作為聚會場所，因此傳出有高中生被虐死，興建默園的台灣作家陳錫奎的後代，針對這陣子傳出的風風雨雨，頗感無奈。（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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