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秀蓮回嗆說：「年輕的馬英九是9點2趴的總統」，相反的，「李登輝當年是帶給我們多少的歡樂與期待，你們就知道薑是老的辣！」
呂秀蓮以李登輝比喻自己並不是頂好，因為李登輝似乎不認為中央天王大老搶選新北、台北地方兩市長是好事。不過，若不計較中央地方之別，到歷史上去找，辣的老薑倒眞是有的。例如法國戴高樂就是一個更適合呂來運用的例子：
戴高樂是法國二戰英雄，就像呂是美麗島事件英雄一樣；二次戰後戴高樂很快地不得志地退隱山林，而呂則從當副總統就自嘆深宮怨婦，到副總統職卸下都一直想有所作為，卻一直不能伸展抱負；未來呂能不能如願當上，更當好市長雖未可知，但戴高樂1959當上他創造的第五共和總統後的確成了法國偉大的總統，而1959戴高樂正好70歲，和今年的呂一樣年齡。
二次大戰後法國第四共和國政府頻頻更迭，政局動盪，1958年法屬阿爾及爾又爆發起義，軍隊開始干政，法國瀕臨內戰，於是戴高樂被召喚重出江湖，以「解救法國」，後來他畢竟不辱使命，結束了法國戰後的亂局，復興了法國。
可見史上真是不乏薑愈老愈辣的例子；但是薑老而走味當然也所在多有，《李爾王》的故事並不只是莎士比亞的奇思異想而已。且把故事回到戴高樂之前。
在二次大戰前戴高樂最敬佩的軍人是貝當元帥，沒錯，就是那一位二次大戰中當希特勒傀儡的法國叛國賊貝當元帥。貝當是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天才將領之一。他在一次大戰前夕還只是個不得志的上校團長，他的不得志正是他太天才了，以至於戰爭觀念領先了他的時代，只好鬱鬱不得志。但是戰爭一開始，他馬上燦爛發光，1914一年內竟從團長一路升上旅長、師長、軍長，1917成了法軍總司令，1918成了解救法國的元帥！才情一旦揮灑，轟轟烈烈，無與倫比，令人嘆為觀止。
英雄戴高樂識英雄，在貝當不得志時就跟定了他，一跟就20年!直到1940才分手。
1940，貝當已經高齡84，那時，他早解甲下來，也從內閣離開，去當西班牙大使，等於在軍、政兩途都退休了。但是，這時法國召喚他回來當總理以面對希特勒的凌厲入侵，沒想到，他一重出江湖，做的卻是領導法國投降，建立傀儡政權。一代軍事天才，一戰時法國民族救星，晚節如此，誰說薑一定老的辣，一定不會反而走味。
說這故事，並沒有說呂就一定會像貝當一樣老而走味得難堪無比；說這故事的目的，首先是要指出只是要說年輕固然不一定好，像馬英九就不好；但是薑也不一定凡老必辣，像貝當就是老而走味。其次，要追一步耙梳世代交替的正軌和變態之理。
本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一代風騷是上帝的法則，在這樣的世代交替的法則趨動下，人類文明愈演愈變化豐富。像戰後的法國必待老薑戴高樂出來救亡圖存意味的是世代交替的法則的失靈，接班失敗，以至於國家社會的發展脫離了常軌，這時，大家回頭退休老將救亡圖存。
老將被託付重任大抵是因為他先前的功績受到了肯定。戴高樂如此，甚至貝當也如此。那麼呂呢？不錯，她在美麗島狂飆時代的貢獻有目俱睹，無可抹滅，事跡肯定已成歷史美好的一部份。但是她出獄後地方首長桃園縣長當得怎樣呢？這就要大大保留了，顯然並沒有展現令縣民佩服的執政能力。
一般來說，1990年代，絕大部分縣市，在民進黨當選過首長之後，一旦選舉時，無論民意代表和縣市長以及總統的選票民進黨都會大幅上昇，但是桃園在她當過縣長後卻是一個是糟糕的例外。
2000陳水扁找她搭配選總統，一個重要的理由是看在她是桃園縣長的份上。問題是她選縣長選票高達56%，但是2000她選副總統時，桃園人只願意給她32%的選票，是民進黨得票率最低的縣市之一，比全國得票率39%低。2004民進黨情勢大好，總統選票過半，但桃園人仍然對她吝嗇，只給44%。此外，在2000後民進黨立委選票毫無增長，縣長選票也都乏善可陳。
呂批評年輕的「毫無經驗」，沒作好「準備」，那麼從選票反應看來，呂的桃園「經驗」乏善可陳；現在爭選台北市長，又聽不見她對提出什麼吸引人的願景，看不出做好什麼「準備」。
這樣，她符合打破世代交替原則選台北市的條件嗎？
還有，退休老將重新被託付重任，應該是發生在出現重大危機而接班人沒有能力處理時。戴高樂和貝當都在這情境下擔任總理並進一步成為總統或「國家元首」。這樣的重大危機民進黨也遇到過，那就是2009縣市長選舉和2010五都選舉時。那兩次選舉之前的2008總統、立法委員選舉先後大敗，使得整個民進黨人心惶惶，北縣巿、桃園、台中等地都找不到候選人，那時民進黨員普遍期待四大天王出馬當候選人「救黨」，甚至有立委高聲說要跪求天王參選。遺憾的是當時天王們普遍迴避，但最後到底蔡英文，蘇貞昌都披甲上陣了，而呂是力拒到底。
至於這次選舉，北北兩市雖仍屬艱困選區，但情勢已大有不同，依最近民調，台北原來呼聲最高的國民黨準候選人已經落後，在這種情況理應回到世代交替原則才是正軌，不料這時竟反而才出現「五府千歲」跳出來的狀況。該出時不出，該退時反進，這樣的選擇毫無正當性。
看來，民進黨在天王不退的情形下，世代交替真的是出現了問題，甚至造成了下一世代的焦慮。這樣的焦慮時時浮現，其實已不只在選舉時才出現而已，例如辦在9月26日的一場華山會議，謝系立法委員沉痛地陳述「我都已經40歲了，黨內先輩卻還不為我們的大陸政策找到結論，令我為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感到非常茫然」。
這話實在是令人既震驚又沮喪。因為，民進黨創黨時，核心幹部有一半不到40歲，組成黨的兩股組織之一的編聯會人馬絕大部份在40以下，他們早在30出頭歲就開創了群眾路線，引發了1980~1990之交風起雲湧的街頭狂飆年代，也提出了台獨黨綱型塑了此後持續20多年台灣社會國家認同的主流的變遷，他們倒還真是「30而立」。那時那樣的政黨真是年輕活力，開創力十足；沒想到那樣的黨今天演變到千歲雲集令成群成群的「中堅幹部」到了「40竟仍然大惑」不已。
民進黨遇到「五府千歲」危機；那麼國民黨呢？正好在這同時，國民黨出現「七大老」出馬逼馬對已進入司法程序的國家的總統議長之爭，必須「黨內事黨內解決」私了而令社會嘩然，而連吳江等大老則更早就輪流給馬主席出狀況了，兩黨竟異曲同工地大演「大老危機」，真是不幸。相對的，中國方面，儘管內部眾多問題仍舊嚴峻：分配差距巨大，貪腐猶待整治，依賴維穩壓下維權，權力進一步走向集中⋯，但世代接替方面卻早立下七上八下原則，政治局常委六十七歲以下繼續當「上」中央委員，六十八歲以上就得「下」，胡錦濤在去年又立下領導人「裸退」例子，看來已朝規規矩矩的方向走，對比之下能不為台灣五府千歲和大老干政擔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