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甘比亞宣布與我斷交，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指出，這是一個外交危機，馬總統難辭其咎。馬總統創造了「活路外交」，需要保證不會再有第二個甘比亞，才能讓這條路繼續走得下去。林正義表示，外交應該與兩岸關係全面地連在一起，而且要讓北京知道，台灣需要維持一定範圍的邦交國，否則兩岸關係的進展就會受到影響。
問：請您評析甘比亞斷交事件與中國因素的關係？
林正義：十一月，中國在與台灣有十六年邦交關係的友邦聖多美設立貿易辦事處，接著，一九九五年與台灣開始十八年邦誼的甘比亞宣布斷交，可以看到，台灣的兩個非洲友邦都面臨抉擇。
中國國營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在聖多美的港口、機場、公路設施做了很多援助承諾。甘比亞總統賈梅，又是不是如若干人說的：是獨裁與個人的決定？事前完全沒有徵兆？
外交生變 與中國因素有關
這是一個外交危機，應該是有徵兆可循的。例如甘比亞事前向我要求貸款，以及賈梅對中國在整個非洲的角色認知。過去一年多，他對西方殖民主義、大英國協有諸多不友善言行，甚至退出大英國協，他認為金磚五國，尤其是中國的崛起與強大提供了西方國家之外的另一個選擇。賈梅宣示甘比亞要成為石油生產國，中國的石油公司資金與技術，成為賈梅的戰略選擇。
雖然北京澄清並沒有干擾，不過，不論是聖多美或甘比亞，中國因素都是存在的。這些年，中國在台灣邦交國設立辦事處，或台灣邦交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都有很多例子。北京並沒有隨外交休兵而停止工作。中國在非洲的戰略，自陳水扁政府以來就面臨到，包括北京有個中非合作論壇，我們的邦交國佔非洲國家的極少數，五十四個非洲聯盟國家，只有四個沒參與中非合作論壇。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會與其他絕大多數的國家比較，選擇了台灣，會犧牲那些國家利益。
中國因素既然是存在的，台灣沒有必要強調中國與甘比亞斷交沒有關聯性。
對台灣來講，因為有形的國力資源不足，加上因為兩岸關係緩和，外交休兵多年的情況下，對相關訊息的判斷，蛛絲馬跡，有沒有疏忽的部分？甘比亞及其鄰國塞內加爾在二○○五年與台灣斷交的方式有些類似。我相信立法院會請前大使陳士良去報告，總之要釐清，台灣少了一個邦交國，假如連原因都不清楚，這才是真正愧對納稅人對外交的支持。
在這次斷交的過程中，有很多不尋常的部分，甘比亞副總統十月才來台，賈梅總統去年六月第九度訪台，今年九月還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支持台灣。
假如我們有三十多個邦交國，少一兩個，或許差不了多少，但二十二個邦交國已是歷史上的最低點，而且這是在兩岸外交休兵，雙方邦交國數據比較不會變化的時刻，所以對政府來講，應該要在這個事件中痛定思痛，做全盤性檢討。
總統是管外交事務的，馬總統在甘比亞斷交事件上難辭其咎。陳水扁針對馬拉威、哥斯大黎加的斷交都發表了公開檢討的談話。特別是，馬總統所強調的活路外交或外交休兵，面臨到這麼重大的挑戰，我覺得總統、外交部，要結合各部會與民間力量，先檢討甘比亞的個案，再看台灣的所有邦交國，尤其是清楚表明要與中國建交，如巴拿馬、宏都拉斯，或有些是外長已經到中國訪問，應該做個列表，實際情況必須對國人交代。
外交休兵 為國民黨量身製作
問：您如何看待「外交休兵」的實踐？
林：外交休兵是不可能永久存在的，它要看政黨，胡錦濤與習近平能夠默認外交休兵，有個很大的前提，是國民黨接受了九二共識與一中架構，因此可以為國民黨量身製造，可以暫時容忍台灣有二十多個邦交國，但台灣的政黨有可能輪替，一旦輪替，外交休兵會存在嗎？外交休兵要成功，就必須跨越政黨的輪替，這才能算是馬總統的成功。
其次，即使兩岸外交休兵，但台灣的邦交國願不願意接受？從甘比亞的例子可以看到，第三國感受到台灣在外交戰略上已經不像過去那麼重視他們，因此甘比亞為了要發展經濟，要在原油股份的控制上提高比例，他們本身有自己的戰略考量。
國際參與 習近平未對我讓步
對於這些第三國，我們應該有一些指標，有沒有與中國設立辦事處？是雙向的？或是單向的？有沒有中國國企在當地進行基礎設施？尼加拉瓜運河的案子，宏都拉斯的水利發電廠，甚至聖多美等等。
不同的中國領導人對台灣的外交也有不同的做法。在胡錦濤任內，二○○九年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台灣是中華台北觀察員，但今年在蒙特婁的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就不是觀察員。美國的參眾議員都要求國務卿報告進度，如何協助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ＩＣＡＯ，最後歐巴馬總統也簽字，但我們看到這三年一次的大會是透過中國的建議在ＩＣＡＯ理事會主席邀請台灣做為嘉賓去參與。即使是我們政府都不滿意，但ＩＣＡＯ是去年胡錦濤在亞太經合會與連戰的對話時做了承諾，而習近平尚未在台灣國際參與上做出較大的讓步。
ＷＨＡ的個案，在ＩＣＡＯ並未再度出現。即使是個案，我都擔心它無法於政黨輪替下存活下來。台灣的國際參與是最重要的，不應該是任何一個個人的政策，或一個特定的政黨，才能享受到台灣應有權利。因此外交休兵、兩岸和解有其侷限性。
兩岸的和解不僅為台灣與中國帶來很大變化，類似甘比亞等台灣的邦交國也會有新的體認，一定會有新的要求，除非台灣不需要這些邦交國，否則，每個國家對台灣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外交部必須思考，過去行得通的，當國際戰略環境變化時，連美國、歐盟都注意到中國在非洲、拉美崛起，再加上中國非常積極地在追求全球性的資源，這當然會擠壓到我們的外交空間。
在無預期的時間點，由過去非洲司司長陳士良擔任大使，但甘比亞仍然發生斷交，也讓我們的外交官員面臨重大挑戰。馬總統本人創造了活路外交，他更有需要保證不會再有第二個甘比亞，才能讓這條路繼續走得下去。
外交孤立 將影響兩岸關係
問：您對政府的後續應變，有何建議？
林：先是通盤檢討所有邦交國穩定度，落實外交危機機制要點，對甘國在台灣留學生最好能協助他們完成學業再回國。他們有可能成為甘比亞國家治理的菁英。台灣這廿多個邦交國，一定要做到讓他們考慮與台灣斷交會帶來極大損失，也就是台灣能提供的，永遠比中國能提供的要來得多。這些邦交國的存在很重要，如果都沒有邦交國，外交部本身，甚至中華民國這個國家，都將面臨正當性挑戰。
馬總統在二○○八年就職演說中提到，唯有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可能進一步發展。因此，外交應該與兩岸關係全面地連在一起，而且要讓北京知道，即使台灣有政黨輪替，台灣還是需要而且有能力維持一定範圍的邦交國，如果無法維持起碼的外交能力，兩岸關係的進展就會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