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王之爭」體現了台灣社會的現代性危機
「現代化」，向來是西方殖民主義者進行地理擴張的文明允諾，也是戰後衡量新興民族國家發展序位的指標，更是冷戰時期合理化美國介入第三世界事務的意識型態口實。他們通常將西方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視為是人類社會進步與文明的最終體現，預示著廣大第三世界可能的「未來」。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被視為是一個單向線性並且不可逆轉的社會變遷過程，其內涵包括了經濟上的工業化、市場化；政治上的憲政民主和科層官僚；社會生活上的利己主義與道德自律，以及思想上「除魅化」的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而所謂的「現代化」，說穿了就是第三世界「西方化」，更露骨地說就是「美國化」的轉型過程。
晚期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想要完成現代化轉型，除了必須要在西方國家的協助和指導下建立一個市場導向的經濟體系，打造出一批堅實的、自主的資產階級隊伍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出「現代化的政治菁英」。因為，當一個國家取得了經濟發展，傳統的政治組織雖然會無以為繼，但卻不保證朝向西方式的民主政體發展，其關鍵就決定於「政治菁英」的歷史選擇。因此，這種在冷戰架構下的發展政策，不可避免的是由官僚體系和跨國企業來進行主導，與之相適應的民主政體也通常是顛倒過來，是由上而下的建立起來，而不是依靠群眾運動的力量。它只能在政治菁英經過利益的盤算，願意和其他社會階層協商和妥協的時候，民主制度才會得到鞏固。
八〇年代末，李登輝稟承著美國老大哥的意志，通過「國會全面改選」來實現「還政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化改革，與其說是被動的屈服於群眾運動的壓力，毋寧說是主動召喚剛從軍事戒嚴體制釋放出來的各種社會力量的客觀結果，過程中當然充滿著權力結構與利益格局再分配的色彩。特別是，李登輝為了遂行黨內「主流」與「非主流」的奪權鬥爭，通過「小選區」的制度設計，將長期盤踞蠶食縣市政經資源的地方派系引進到立法院，不但為台灣的民主生態根植了「黑金政治」的基因，也為今天「馬王之爭」所暴露的現代性危機埋下了伏筆。
更重要的是，上述這種蘊含著濃厚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現代化路徑，還存在著現代與傳統兩不相容的功能論假設，將傳統視為是現代化的障礙，而忽略了第三世界國家根本不存在著一個普遍性、均質化的價值體系，更多的是表現為「菁英價值」和「大眾價值」的對立。台灣雖然在冷戰時期通過新殖民主義工業化，確立了以雇佣勞動為主要特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是為了實現出口導向的高速積累，刻意保留了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生產(包含平均雇傭勞動數只有4.7人的中小企業)，以方便出口產業對農業剩餘和廉價勞動力的剝奪。因此，小農、小商品生產者既作為傳統社會生產方式的殘餘，也作為新殖民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補充，成為台灣社會結構的主要組成部份，並沒有全面實現西方社會的兩極分化。也因此，代表著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生產者，以家戶經濟再生產相適應的傳統價值體系，也作為意識形態的殘餘，在庶民社會中頑固地保留下來。
此次，「王馬之爭」所衍生的「憲政危機」，其實就是這種菁英價值與大眾價值分化的結果，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現代性危機的體現。馬英九的錯誤，不在於動機與方法，而在於昧於事實，過高估計了台灣社會的現代性。馬英九作為冷戰時期被刻意培養出來的政治菁英，政黨政治、法律國家和數字管理是他不容挑戰的現代化價值。在他的眼中，一個執政黨的國會議長涉嫌為在野黨國會領袖的司法案件關說，當然是不可容忍的「大是大非」。但是，一般社會大眾在事件中所看到的，卻是「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以及在王金平身上所展現的溫柔敦厚，敬天畏神，與人為善的傳統的人格特質。由此可見，台灣社會在菁英價值和大眾價值之間確實存在著「現代性斷裂」的巨大鴻溝，表現出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辯證糾結的第三世界特徵。
喜歡拿西方教科書來治國的現代主義菁英，可不戒慎乎！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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