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是來自越南的阿弟，此時的阿媽健康狀況和神智都已不比蘿拉在時，吃飯洗澡大小便，皆須仰賴他人幫忙，連話都無法好好說上幾句，久病纏身讓她成了醫院急診室的常客，到了後期家中添購抽痰機、血糖計、電動床等醫療器材，期望延續那盞忽明忽滅的生命燭光，請死神的列車再多誤點片刻。我始終覺得是阿弟站在鐵軌上與死神奮鬥，以肉身擋住那來勢洶洶的火車頭，阿媽才得以多活2年，而我們只是在月台上替阿弟和阿媽加油的乘客罷了，面對成人尿布和各色針管，我們束手無策。
阿媽在醫院走的那一天，阿弟哭了，像哭自己的親生長輩一樣，她們之間幾乎不曾有過什麼對話，得了失智症的阿媽早已多年不語，但阿弟在幫阿媽洗澡或餵食時，總會說上幾句：「要幫你換衣服了喔，阿媽。」「阿媽，吃飯喔。」彷彿阿媽真的能聽懂似地，但我相信阿媽真的有聽到，儘管她連阿弟兩個字都不曾說出口，但我讀得出來那顫抖的唇裡頭蘊含對阿弟的無限感謝，我知道阿弟在她心中就像我們這些孫兒一樣。
境遇大不同
長大後長了見識，方知相較於報紙上那些沉重鉛字活像一齣齣中古奴隸社會的現代浮世繪：「雇主強逼印傭吃豬肉睡陽台」、「女碩士雇主虐傭，日做19小時一日一餐」，我與這些南洋姑娘之間的回憶錄倒像一本不切實際的童話繪本了。我們從不干涉她們的週末假期，母親總是要她們想吃什麼就拿什麼，不要拘束，起初安娜還堅持要與我們分桌吃飯，在眾人的勸說之下她才接受與我們同桌共食，家中新衣新鞋都有她們一份，逢年過節紅包小禮更少不了。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新聞報導常使我困惑，例如，為什麼要把某樁社會案件歸因於泰勞或印傭，為何她們的國籍身分需要在報導中被強調，彷彿那就是犯罪的癥結點，又或者是路人看到台北車站席地而坐的外籍勞工時，總要皺眉掩面速速離去。對我來說，那就只是安娜、蘿拉或阿弟的夥伴罷了，和我的週末姊妹淘聚會又有什麼區別呢？
阿媽過世後我們就沒有再請外傭了，從蘿拉、安娜到阿弟，這是一段阿媽的肉身逐漸萎縮終至歸去的記憶，我對這些南洋姑娘的印象始終完美，她們勤奮、溫柔又堅強，她們遠渡重洋來幫助一個家庭度過難關，協助一個老人安穩度過餘生，她們需要何其堅強的意志才能克服對陌生環境的恐懼和思鄉病？
避免歧視，更多同理心
直到今天，這些南洋姑娘仍會不時撥電話給我們，問候每個家人的近況，並訴說她們對我們的思念。蘿拉回菲律賓後真的開了一家麵店，安娜回印尼後和男朋友結婚了，阿弟又回到台灣的一家老人安養院工作，她時常撥電話給我們，訴說她在那裡工作的痛苦，不僅工時長、假期少，工作量也很大，說到激動處她甚至哽咽，以仍舊不標準的中文說她真的很想念我們。
母親和阿公安慰她，以後若有機會，一定會再讓她來我們家。握著話筒我想，在阿弟心中，我們家也許就像童話城堡一樣吧！出了這個城堡，所有童話瞬間凍結，真實台灣社會如何壓榨這些外籍勞工，甚至歧視他們，過了護城河就如惡龍猛獸接踵而來。
我為這些經過我生命的南洋女孩心疼，我們的相遇澆灌彼此的生命，交會後的人生也許各有跌宕，但我總認為善良堅強如她們不該被如此對待，這個社會若能給她們多一些溫柔與公平該有多好，畢竟在你我衰老之際，她們也許會是我們的唯一依靠。
（本文為WE Style微世代「Our Story移家移事徵文比賽得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