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夕，卻傳出大埔張藥師身亡消息，令人鼻酸。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撰文「超完美暴政：絕望與恐懼的窮途末路」，面對殺人暴政，台灣社會可願成就張森文先生，對殺人的體制以及當權者「追根究底」？
由於時值天兔颱風襲台，廖本全說，媒體稱天兔是「完美風暴」，但是在這個颱風天，他要向台灣社會控訴政府的「超完美暴政」，那是用絕望和恐懼奪走張森文先生的一切。
廖本全寫道，張森文先生，一個老實、忠厚又體貼的人，不太說話，見朋友就是噓寒問暖。他，不傷害別人，連抗議都不會罵人。體貼到了極點，臨別前，竟還不忘叮嚀太太，要向所有的關心者道謝。當「道謝」二字，從張太太的口中說出時，「我就再也強忍不住淚水了」。
他，深愛著與太太白手撐起的家，那是情感、記憶與苦難交錯的屋宇，曾是他的一切，竟也成為他哀愁的起點。他，疼愛太太與小孩，放不下家人，對他而言，守護完整的家，只是對家人疼愛的開端。但最放不下的終究放下了，失去了愛的開端，竟只能選擇愛的終結，這是張森文先生的悲劇。
這一條絕路，如何被鋪陳出來？絕望與恐懼的深淵，如何讓他徹底崩潰，懇請社會應追根究底。張先生剛剛退休，正希望全力以赴為家人保有家園，孰料這個夏天家園毀壞湮滅、消失殆盡。國家本應努力保護他的財產權、工作權與生存權，竟反被國家暴政給強奪。這叫做「奪走一切」，家毀、人亡，一點點也不留。
廖本全寫道，劉政鴻的天賜良機，用警察圍住他的家、怪手左右指向他的家、機具刺進藥房鐵門，他只要看到、想到這個畫面，就關門痛哭。家人的記憶，小孩子的相片，從灰燼水漬中撿拾起來，他說「都沒了」，這是他內心最深、最痛的傷。家毀之後，他總是不時默默望向路口，那個僅剩殘壁與斑馬線的三角地，成為他絕望的所在。
「張家夫婦常說，為什麼保護人民的憲法會沒有用？是不是沒有國法了？」廖本全寫道，一個沒有必要性的開發，要強徵他的家，而且強要、用盡手段非要不可。制度為什麼失靈，無法阻止不公義的炒作、圖利？體制的參與者為什麼失職、背書？制度怎麼反成為暴力而強迫人民犧牲家園？他不解。但是，難道台灣社會就可以理解？
廖本全寫道，「三年前，一群無恥的當權政客們（以吳敦義、江宜樺為首）欺騙他。」那張白紙黑字的研商結論，以及宣稱圓滿解決的承諾，竟不是護身符，而是殘忍地折磨他三年的符咒。三年來的行政程序，先是確定以「特殊截角」原屋保留，卻又被無理翻盤。這踐踏、蹂躪的三年裡，他的笑容，化成數不盡的淚眼，「那個顫抖、昏厥的身軀，哭訴、跪求全盲無感的政府，成為我們最最不捨的影像」。
廖本全寫道，做不到就不要簽字、就不要答應，不是嗎？他不懂，怎會有這樣不把人民放在眼裡的政府？怎可說是圓滿解決？而台灣社會可真懂得？為何這些政客沒有人道歉，還可以編造4個條件來蒙蔽社會？
「明明是一個以土地炒作來餵養地方樁腳、鞏固政治利益的魚肉鄉民都市開發，地方的利益共犯還可以集體現形，高舉地方發展的大旗，用盡各種手段對張家施壓，並以盤根的地方關係孤立張家。更可怕的是，還將他的房與產公開，讓不明就裡的媒體（擁有多少房與產，與該不該被徵收、有沒有徵收的必要性完全無關啊）不斷輕蔑的追問、逼問。唉，貪婪的狼犬，直將他逼迫到窮盡處。」
「他感嘆，為何沒有權、沒有力，拳頭比人小，就要受盡欺凌？而我們的社會，是否也只是與他一起感嘆？他有理由感嘆，因為他努力過，為了6坪的家，他竭盡心力的付出，他該感嘆。而台灣社會豈有資格感嘆？」廖本全寫道。
「從14坪到6坪，原以為已經躲到角落，已經退無可退、拆無可拆，豈料連6坪都不保。不是只有絕望，張先生是恐懼的。他害怕有人會對付他的家人，他害怕協助他的朋友們會受到傷害，他更懼怕劉政鴻這票黨羽繼續追殺他。不要懷疑，如果這票人沒有追殺，他的家早就保住了」。廖本全寫道，因此，他習慣性的苦吞委屈，吞出清瘦的身體與幾近崩潰的心靈。
他告訴太太「媽媽，我好苦、好苦」、「太苦了、苦到說不出來、苦到沒有人知道」。張森文先生是否苦到選擇獨自離開，沒有人知道。
「原來，政府殺人，可以不用動手，可以不用武器，只要用他們掌握的體制（法制、文官、委員、警察、媒體，可以的話外加司法），可以將人逼到絕境，殺害人心到極致，讓人徹底悲觀，全然自我放棄。這真是殘忍到極致的超完美暴政。」
內政部長李鴻源、行政院長江宜樺兩人「土徵條例非惡法」言猶在耳，張森文先生的死，「這些壞透了的政客可會警醒」？
廖本全寫道，「張森文大哥（我對他的稱呼）曾告訴我，他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犧牲者，我以為他只是說浮濫圈地、強徵家園的犧牲，真的沒想到他連生命都犧牲了。」面對殺人暴政，台灣社會可願成就張森文先生，對殺人的體制以及當權者「追根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