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報犇報聯播：當代大陸農民工群像（下）

農民工的愛與愁--

「臨時夫妻」的日常生活

　　杭州喬司是服裝生產基地，這裡也集聚著來自全大陸各地的打工者。在漫天錯亂的電線下，是一幢幢外表灰白的出租房。穿過雜亂的樓道，就能看到一間間20平方公尺左右的單間房，不少「臨時夫妻」就暫居在這裡。

　　在一間簡陋但整潔的房間裡，住著一對「臨時夫妻」張偉和陳麗。由於是周日，他們倆都沒有上班，陳麗坐在床上繡十字繡，一邊的張偉則看著電視。十字繡上面是五個字：家和萬事興。在陳麗心裡，家有兩個，一個遠在安徽，一個就在眼前，她沒想好，這幅十字繡完成後掛在哪個家裡。

　　張偉和陳麗承認自己是一對「臨時夫妻」，但對於這個身份，他們內心還是有很多掙扎。張偉今年30歲，安徽阜陽人。2007年，因為杭州工資高，張偉來到喬司某服裝加工廠做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顧孩子和父母。為了多賺點錢，張偉只在過年回家幾天，平時每週給妻子和孩子打一個電話。「一個人常常覺得孤單無聊。電話裡，老婆不說關心我，而是常常向我要錢，感覺不到夫妻溫暖。」張偉說，在一年多時間裡，他克制著內心的這種痛苦，也堅守著婚姻的忠誠，直到遇到陳麗。

　　陳麗比張偉小兩歲，安徽亳州人，丈夫在老家務農，已有2個孩子。2008年，經老鄉介紹，陳麗來到喬司服裝工廠做熨燙女工。陳麗和張偉在同一條加工線上工作，張偉時常幫陳麗整理服裝，清理線頭。兩人在工廠常常一起吃飯、聊天，時間一長，他們相互產生了好感。2009年，張偉向陳麗表明了心意，表示不會破壞陳麗的家庭，想要跟她組成「臨時夫妻」。

　　「一開始，我很為難，一面是家裡等著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一面是阿偉對自己的照顧，掙扎了很久。」陳麗說，一個月後，她答應了張偉，理由是，丈夫曾經也背叛過他，再加上周圍小姐妹不少都組成了「臨時夫妻」，過得很幸福，她因此減少了負罪感。「兩個人在一起生活，總歸有個照應，也能減少些日常開支，像房租什麼的。」張偉在旁邊補充道。張偉還坦誠，這中間性需要也起了作用，「總比出去外面找人強。」

　　至今，張偉和陳麗在一起已經4年了，對於外人而言，他們就是一對再平常不過的小夫妻。但是，他們兩人都不想打破與在老家的「那一位」的關係，「畢竟已經有小孩了」，所以維護得小心翼翼。按時地給家裡寄錢，甚至寄得更多，這對張偉和陳麗來說更像一種補償方式。當被問到「是否會對老家的孩子和妻子感到愧疚」時，張偉半側身體，笑了笑：「剛開始總有的，但是老婆在老家不會知道這事。他們在家過得挺好，我和小麗在這也很好，兩不干擾。」

　　極力地維持兩邊的關係，是「臨時夫妻」的特點。不過，很多時候「紙包不住火」，「臨時夫妻」到最後造成原有家庭破碎的並不少見。顯波和趙穎便是一個例子。顯波的妻子趙穎在四川老家照顧孩子，顯波則在杭州的餘杭打工。兩年後，顯波與另外一位打工者劉梅組建了「臨時家庭」。2011年，劉梅懷孕，趙穎知道了這件事件，便趕到杭州質問顯波。最終，顯波選擇與趙穎離婚，與劉梅在一起。

　　「無論我怎樣選擇，都會傷害她們。後悔當初沒有把控好，現在說什麼都晚了。」顯波說。（注：文中農民工的名字均為化名）（新華社）

拿什麼慰藉農民工的「空虛寂寞冷」？　

　　遊走在法律和道德的邊緣，「臨時夫妻」現象究竟為何「星火燎原」？又該如何慰藉外來打工者的「空虛寂寞冷」？

　　在專家看來，「臨時夫妻」出現的原因是更開放的社會環境裡人們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同時，陌生的環境使得原有的在熟人社會裡的道德約束失效。大陸國家統計局今年5月27日發佈的報告顯示，大陸在2012年有超過1.6億農民工外出打工，其中21歲到40歲的農民工比重超過54％。另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報告，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消費更高。但在城市中「缺乏幸福感」。

　　大陸招聘網站打工網2012年發佈《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顯示，打工者普遍覺得「空虛寂寞冷」。這份超過1.8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在已婚夫婦中有62％的人處於異地狀態中，其中25％的受訪者稱夫妻雙方半年才能見一次，一年到頭也很難見到的達13％；僅38％的人幸運地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即便如此，也因為企業相隔過遠、休假日過少而較難見面。當無法面對面時，怎樣和愛人溝通？36％受訪者選擇打電話，24％選擇手機上網聊天，8％用電腦上網，近3成受訪者表示很少溝通。

　　想要獲得心理生理上的慰藉和道德約束的減少，是不少農民工選擇「臨時夫妻」的重要原因。那麼是什麼導致了夫妻分居呢？

　　調查發現，分居主要有兩種模式：其一，是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照顧家庭，由於男方打工收入一般較高，很多時候都是男打工、女留守；其二，是夫妻兩人異地打工，男方跟著工地跑，哪裡有專案就在哪裡做工，而工地上女人能幹的活很少，夫妻兩人想多掙些錢，女方就到其他工廠上班。由此可見，阻礙夫妻團圓的主要原因中，除了雙方的感情基礎外，還包括經濟收入、住房和戶籍等客觀條件的制約。

　　《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也顯示，針對「提供怎樣的條件會去一家企業工作」問題，47％的打工者選擇了「兩個人的工資都滿意」，35％期待能解決孩子教育問題，還有18％則表示單位提供夫妻房。全國人大代表劉麗針對農民工夫妻兩地分居問題提出建議：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對農民工的申請標準；二是政府把城市空置的房子租過來，低價租給農民工，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她表示將進一步瞭解農民工需要解決的問題，及時反映並幫助解決。

　　2013年中國大陸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加快推進戶籍制度、社會管理體制和相關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常住人口，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新華社）

（本文不代表立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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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標]戶籍篇

[主標]捅破戶籍這張紙

[副標]讓「進城夢」照進現實

兩個多月前，銀川這個地處西北的三線城市頒布14條「戶改新政」，旨在吸引城郊農民和外來人員加入銀川戶籍。新政在取消「先有住房再轉戶口」限制、允許農民「帶土地進城」等方面做出很多人性化探索，引起廣泛關注。然而，門檻降低並不意味著誰都能進城，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嘗盡「外來人」的苦楚。如何讓城外的人跑步進城，讓「進城夢」早日變成現實？

其實，戶改帶來的壓力，主要加在了地方政府頭上。而一組從2003年到2012年的數字，說明不少問題：十年間銀川市財政收入增加約6倍；GDP增長4.6倍；學校數量是原來的1.7倍；醫療機構數量增加5倍；不過，同期銀川市戶籍人口從133萬增加到167萬，僅增加約0.26倍。「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和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相對人口增長而言都更快更高，使銀川有足夠的底氣承接這些新市民。」銀川市副市長李守銀分析。

然而，能順利得到並完整保留勞動合同、納稅等證明的外來務工者也只是少數，遭遇複雜瑣碎的現實時，很多人被擋在了城門之外。

「花100元辦個假戶口，女兒一學期就省了500元借讀費，賺了！」這是從甘肅隴西來銀川打工20年的李錄定，在面對戶籍障礙時曾經做出的選擇。

「再不能讓娃娃遭罪了。」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曾經沒學上、沒臨時工當、「一輩子受沒城裡戶口苦」的賈西海，在1985年時花了2萬元人民幣，為老婆和3個孩子轉了城市戶口，3個孩子順利讀上城市學校。

然而，當銀川的「城門」真正向農民打開時，有些站在「城門口」的農民卻開始猶豫、張望，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他們擔憂，一旦無法在城市立足，還能不能退守到土地這一最後的保障；他們糾結，嚮往城市裡更好的福利和更舒適的生活，卻又捨不得指日可待的土地收益。 「誰不想當城裡人，」62歲的王國舉說，「可進了城又沒了地，吃什麼，住什麼？」 老人的問題不好回答。是否可以允許農民「帶土地進城」？是否能用土地換來城市的保障？城鄉利益如何公平轉換，成為了一道橫亙在城鎮化進程中的難題。

從這個角度而言，銀川的戶改新政無疑是進步的；但這種進步帶來的新問題，無疑也是棘手的。在「人的城鎮化」這道難題中，戶籍改革也許是一個突破點，但單兵突進的戶籍改革，也必然走不了多遠。

「進城夢」，是幾代大陸人共同的夢想。每個盼望著「進城」的大陸人有一個共同的夢想——他們的中國夢，什麼時候能不再跟一紙戶口糾纏不清？（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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