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0年，臺灣萬年國會體制不只反民主眾人喚罵，萬年議員們平均年齡己超過80歳，再不改選，很快的就會集體蒙蔣介石竉召，國會將出現空窗。但萬年國會議員不可能修憲自廢武功，於是3月野百合學運訴求國會全面改選，李登輝總統見民氣可用，順勢召開體制外的國是會議，壓制體制內的萬年國會議員，終於修憲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修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並在1991、92進行國代和立委的全面改選。
二、1996年李登輝召開名叫「國家發展會議」的第二次國是會議，目標是解決兩個憲政體制難題：
1、1994年省長直接民選後，宋楚瑜權高震主，發生「葉爾辛」效應，政局動蘯，1995年我在立法院提凍省修憲案獲得跨黨派100名立委連署，李登輝同樣見民氣可用，1996舉辦第二次國是會議凝聚修憲共識。
2、1996年，李任命副總統連戰兼行政院長，在民、新兩黨合作下難過立法院同意權一關，於是李登輝推動法國雙首長體制修憲，取消閣揆同意權換上倒閣權。
1990和1996兩次體制大變革，一方面遇到修憲門檻太高，更遇到黨內強大的抵制力量，因此舉辦體制外的會議，引用在野甚至體制外力量來推動重大變革的。這一點郭正亮在＜國是會議救不了民進黨＞這篇文章中分析得非常透徹；但以2001陳水扁辦經發會的例子看來，一旦涉及到國家經濟發展大戰略，總統無法靠自己所屬政黨主導變革時，也會被採用。
三、陳水扁雖出身綠營，但在國家定位議題上直到2003之前提倡的都還是「新中間路線」，主張「四不一沒有」，完全跟著國民黨走，而在兩岸經貿政策上更是完全和李登輝離開後的國民黨的「一切依賴中國」的策略一模一樣，但這樣經貿策略和綠營的主流格格不入──在經貿上民進黨絶大部分若非支持李的「戒急用忍」，就是主張「強本西進」而不是陳水扁的「積極開放」。於是2001年1月陳水扁仿造國是會議的策略，召開體制外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援用民進黨外部的藍營和社會力量壓下黨內的反對，達成對中國大陸經「積極開放」的共識。
由這三個例子來看，成功的國是會議都是因為國家領袖先有了有宏大的變革方向和企圖心，社會輿論也支持，但是受到體制的限制，還碰上執政黨內部本身因為價值觀的制約反而成為阻礙變革的關鍵力量的僵局，於是國家領袖借助於擴大參與的方式引進體制外的社會、政治力量營造共識，以實踐改革。有趣的是，如今立法院修法規定軍事審判權改隷，其實就等於「1985公民」已經成功地舉辦了一場促成軍人人權改革的國是會議，只不過這一個國是會議既不是由總統或朝野政黨領袖發動，也不是在圓山飯店召開，而是由對朝野政界人士都刻意保持距離的年輕鄉民發動，並在凱道上舉辦的而已。
由於看到「1985公民」不可思議的巨大能量，又看到當前核四等等眾多難題一時併發，政府完全失去妥當解決的能力，國事亂成一圑，於是在野黨人士建議應該召開國是會議借助體制外像「1985公民」等運動驚人的「公民力量」，共同面對亂局對所謂國防改革、核四、兩岸談判的監督機制、服貿及後續協議年金制度改革、修改公投法、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國家財政危機、十二年國教等七大議題的解決給他來個「畢其功於一役」。
然而，當前馬政府面對七大議題和當年李面對國會全面改選、凍省，扁面對扭轉戒急用忍的難題時畢竟有根本上的不同。李、扁面對當時議題時，自己都有明確的改革方向，只是李遇到了修憲的超高門檻，扁遇到了朝小野大而且要推動的政策和自己所屬政黨相衝突的難題。由於兩人遇到的都是「體制僵局」問題，所以非得透過體制外的手段不可，同時兩人政策一旦獲得朝野共識的支持，便透過總統的意志的貫徹，執行不成問題。然而現在馬政府的處境是「全面執政」，有的是「體制優勢」，而不是「體制僵局」；出問題的是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而不是總統已經有了方案和解決的決心。
從過去三次成功的國是會議來看，顯然，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並不是過去國是會議要解決的；以現在的情境來看，決策能力和執行能力不足的問題，也不是國是會議可以解決的。
首先，馬如果沒有執行能力，國是會議再怎樣替馬做出漂亮的好決策也沒有什麼用。其次，過去三次國是會議不過處理三個單一議題，朝野便得進行幾個月人仰馬翻的動員了，現在七大議題都要透過國是會議來決策，而且要整合意見在朝野政黨之外更加上過去所沒有的「公民參與途徑」，工程之浩大，自然真是非同小可，試想民進黨都耗時一年多才成功整合黨內意見完成＜十年政綱＞，未來空前規模的新型國是會議，不會結論還沒做好，馬總統的任期已經結束嗎如果問題是要解決馬政府面對七大議題的決策和執行能力，而又「人民不能再等三年」，且在野黨又有充分自信的話，則雖然馬依情一定不同意，但依理，依邏輯，恐怕是組織聯合執政府的主張比開國是會議會更恰當。
馬總統回應開國是會議的呼籲說，1990年之所以要召開國是會議，所以有正當性，理由之一是其目的是為了修憲。
很湊巧的，民進黨現在正在連署推動廢監察院修憲案。
確實，監察的確笑話百出，實在該廢了。但憲法修憲是多麼困難，如果民進黨提修憲不是只想給國民黨難看而已而是真的是要挑戰高難度的修憲而讓國家有長治久安的體制的話，那麼目前修憲目標鎖定廢監察院有兩個問題。一是廢監察院甚至連考試院一併修憲廢除，目標都太小和超高難度、工程超大的修憲不成比例。
目前憲法確實該修了，但監察院不廢只是留一個國民黨永遠被嘲笑的憲政笑柄而已，害處並沒大到那裡去，現在真正該修的是權責不明，架構支離破碎的雙首長體制，和亂象百出的國會體制及混亂的行政立法關係。
現行的這一個體制，在陳水扁和馬英九共當了13年總統後已被充分證明是台灣的亂源了。
陳水扁不談他的操守和戰略眼光，單就行政執行能力他是台灣少見的幹練之士，但執政時台灣仍然因朝大野小陷入足足8年的亂局中；至於馬英九，決策和執行能力本來就不足，而憲政體制不但不能彌補他能力的不足，反而更擴大他能力不足的效應：
總統不能像法國一樣主持部長會議，「體制」切割了總統統治權和內閣行政權的關連，國安會國安局也不像法國放在內閣中，而是切割到總統底下，切割了內閣總體施政和「國安大政方針」的銜接，行政權的決策執行全陷入支離破碎的境地，以致於對戰略擬訂和執行失去掌握機制的總統，只滿足於零碎地搶司長科長的舞台做秀，總理則在總統自貶身價，又無整體戰略脈絡依據的作秀性干預下手忙腳亂。
亂象百出中，對體制中的在朝在野同樣失去信賴之下，公民群眾運動接連不斷，愈演愈烈，代議體制的功能和公信，隨著不斷地崩解。當在朝在野黨都被迫幾乎全然放棄對不同價值的整合企圖，和對不滿群眾的領導能力，只能無比謙卑地跟在各式各樣價值觀、不同的單一議題群眾運動的後面「聆聽公民的聲音」時，台灣民主憲政的惡性的危機已嚴重地螺旋上升。
難道台灣重大國政要全部在凱道上做決定而不是行政院、總統府和立法院了嗎?台灣豈不是走到了甚至比1990年代召開國是會議進行體制改造的處境了嗎不錯，憲政體制已非改造不可了，但是不幸的是，目前所謂雙首長憲政危機議題太抽象了，以致於已不能像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一樣容易打動公民的心了，這議題距離民眾「太遙遠」，「太政治化」，沒有切身利益了，也因為如此，體制危機不再讓已經完全放棄使命政黨角色的朝野政黨有興趣。朝野政黨已經對主動創造價值並透過運動使他成為未來主流己毫無信心甚至毫無興趣，只願跟在既成的，跑到自己前面的主流後面亦步亦趨，於是，不管是在野主張的國是會議中，或馬總統的朝野領袖會商主張中，體制危機便都不是訴求，而台灣朝野看看就要註定在目前的爛體制中繼續打爛仗下去，最後的結果是體制不改，然後誰搶到下一屆的政權，誰就要像馬扁一樣興高采烈上台，然後讓老百姓陪他走過羞恥無功的總統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