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南韓燭光示威再起，全國各地甚至各駐外大使館前均有抗爭事件蔓延。原由是南韓2008年總統大選之後，李明博總統及其所屬執政黨，將國家情報局（NIS）據為「御用情報機構」，長期以來藉此操縱選舉、影響重大公共政策的輿論方向，從抹黑政敵到監控市民團體，國家情報局淪為大總統方便的工具。此舉激怒了南韓國民。各大城市連日出現數千市民集結，抗議執政黨長期以來欺瞞人民，收買媒體並製造輿論假象，以達致執政黨的利益。
一般市民的憤怒，出自於國家利益與執政者利益的模糊予高度重疊，此中，人民的公共利益早已模糊至看不見。國家機器淪為執政者私人工具，縱使事後醜聞爆發，多半重罪輕判了事。反觀一般民眾與市民團體，在各式集會示威的主張中，卻遭受不合理的重判。
對照台灣經驗，近年來種種公共政策亦有類似機制，從國安局到警察機構，從各級政府到各大商業媒體，執政者為了計畫執行之便利，用人民稅金購買公共輿論、雇警察保護貪官，已非罕事。這是民主的危機與轉機，端視民眾如何共同打開恐懼政治的黑盒子，跳脫商業媒體的操作。
陳虹穎／文化評論人
右看：「恐懼政治」手段的分野
在資本主義民主盛行的東亞社會，民主似已形同阻礙資本發展之對立面。於是無論是中、港、台、韓、日，一般市民團體看起來種種反開發、反霸權的主張與因應的示威行動，「忽視」並回以「依法行政」，形同各地政府最便利而便宜行事的解答。此舉引發市民團體普遍憤怒，各地小型的示威與阻撓施工的抗爭不斷，就算如此也無法形成有效威脅。
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在人民集會自由方面規定趨嚴，甚至劃設了「示威區」。政治檢控手段不斷，針對各運動之組織者與示威遊行的參與者們採取高壓查緝，脫光搜身、捕人下獄或羅織罪名情事已溢滿至集結成冊。
這類恐懼政治手段的操作，事實上不只是專制政權的專利品，更是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下，維穩的必要產物。只要不撼動影響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秩序與利益，宣傳種種打壓為「恐懼政治」，恐怕言之過早。況且，手段是否涉及「恐懼政治」，其實難以輕易定義。政府有義務釐清政策內涵、向公眾進行宣導，並且，示威抗議等意見之表達，相對地不應影響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於是，無論警察權的運用或是媒體工具的操作，都可能是具正當性的運用，究竟孰為「秩序維護」、孰為「恐懼政治」的操作，恐怕言之過早。
陸已興／國小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