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復活 他還會呼吸！
榮總移植外科主任龍藉泉說：『(原音)正常過程一定進了醫院就進開刀房，就摘了嘛，對不對，偏偏榮民總醫院就那麼stubborn，我們就認為應該要12個小時以後再判斷，沒想到不到2個小時就呼吸了。回過頭來講，這過程是完全合理的，他一定回來呼吸，因為你怎麼算、怎麼打，你怎麼可能會算得那麼準呢？你懂我意思？(記者：他自主呼吸？)自主呼吸呀！(記者：他有動嗎？)有啊！』
台北榮民總醫院移植外科主任龍藉泉的手撫著額頭、緊閉雙眼，時光瞬間倒流，20多年前的那一晚歷歷在目。
龍藉泉說：『(原音)那個捐贈者出現的時候，那一次死刑犯是2位，終身難忘、終身難忘，那時候是14年前，我也不希望再踏入刑場。』
龍藉泉說：『(原音)不只是氣氛，你根本無法判定，過程就是shock以後，你根本無法判定。氣氛是其次，氣氛本來就是，你不能說肅殺，當然不是好氣氛。以我來講，我回想起來，我看了有點感傷，20出頭的2個年輕人就這樣沒了，有點感傷，但他畢竟是犯罪的人。』
1991年4月的某天凌晨，黎明前的黑夜特別漆黑，剛升任主治醫師的龍藉泉被指派前往台北看守所「接人」。帶著興奮和緊張的複雜心情，那是他第一次踏入刑場，也是最後一次。龍藉泉知道自己將經歷什麼，不知道的是自己並沒有準備好，他看著行刑人員替死囚打麻藥、犯人失去意識、趴倒在棉被上、法警瞄準人犯腦部，接著，槍決。
還沒從槍斃死囚的震驚中回神，龍藉泉和同事緊接著上前包紮、止血，將「已經死亡」的犯人送上救護車，火速往醫院駛去。
樣貌看來十分年輕、俊秀的死囚，在監獄中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書。槍斃後，頭部被紗布緊緊纏繞，器官移植分秒必爭，器官的好壞決定移植手術能不能成功。這些緊急處置只能暫時抑制腦部出血情況，醫生得趕快把這個人帶回醫院，接上維生醫療儀器。龍藉泉跟老天爺搶時間，只是，老天爺開了個更大的玩笑。
龍藉泉說：『(原音)打了以後，法醫當然判定腦死，因為本來就是要做捐贈器官，那我們沒經驗，我們就送回。當然整個過程我同學也在，那看了之後，其實回去就跟我講，怪怪的。』
「該死」的「還活著」！龍藉泉眼看著死刑犯逐漸恢復自主呼吸，生命徵象越來越強烈，腦死判定不能進行，更別說上手術台、摘取器官、進行移植。消息一曝光，各方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媒體蜂擁至醫院，榮總只得再把人送回刑場。
死刑犯躺在救護車裡二度赴死，車才剛開到看守所大門口，犯人的心跳隨即停止，好像說著，他不願再被補上第二槍；在錯失先機的情況下，所有的器官都已不能使用。
◎什麼是死亡？生非生 死非死
1990年代初期，台灣器官來源不足，醫療發展欠缺助力，醫界建議法務部改變死刑執行方式，由槍擊心臟改為槍擊腦部，讓死刑犯腦死，以捐贈更多有用器官。為此，法界、醫界修改死刑執行規則，剛開始先定義死刑犯以腦死為「死亡」，之後又刪除必須經過2次腦死測試的步驟，只要判定腦死即可。到了2002年，全面刪除「腦死」相關字眼，僅以「死亡」2字代替。死刑犯器官捐贈的法律大門越來越寬，但伴隨而來的爭議也越來越大。
死囚在刑場被槍決後，檢察官會當場宣告「死亡」，但是在醫學上要判定一人是否腦死，必須等待12小時後的2次腦死判定；於是，死刑犯在「法律上」已經死亡，但在「醫學上」，死刑犯可能還活著。
親眼目睹死囚復活的龍藉泉就認為，死刑執行規則一再被修改，但醫生還是良心不安。
龍藉泉說：『(原音)那你今天把死亡判定，腦死都拿掉，我們更不可能做，那我們就要等他心臟死，你聽懂我意思嗎？我更不可能做。你砰砰打心臟還比較好一點，你打這邊，我根本連判定都沒辦法判定，沒有法源依據。你仔細去看，那醫生連動都不敢動，講一大堆什麼人權，根本就更非法。如果只要有一個腦袋很聰明的人說要告那個醫生，那個醫生絕對被告死，我告你這家醫院，絕對輸，醫生還要被判刑，你聽懂我意思嗎？(記者：因為他殺人？)對！』
又如果，在執行死刑時，因為沒有瞄準，沒有讓犯人一槍斃命，但是法律仍宣告囚犯死亡，更加令醫生不能接受。
龍藉泉說：『(原音)我們實際上從臨床上來看，非常難精準，你怎麼比來比去，法醫怎麼比來比去，太難了。我說老實話，行刑的時候，行刑手會緊張的，你不是常常聽到卡槍，連打幾槍，打不下去，要換人打，你以為行刑的氣氛很好嗎？半夜4點鐘，你會怕的，在那個氣氛下，有的人會抖，抖的時候，你雖然劃了一個角度，這個稍微偏一下，就偏了5度以上。』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也指出，人的腦幹在受到重創後，會大量失血，器官開始衰敗，因此，為了成功完成移植，使得腦死判定的時間極度壓縮，出現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
李茂生說：『(原音)所以你去問醫生是不是活人？他們絕對跟你講是死人，一個醫生他宣示要救人命，不管你是為了誰的人命，人命就是人命。你在一個會呼吸的胸膛上開下一刀，把他胸腔拉開來，把活蹦亂跳的心臟拿出來，然後看著他死亡；他是劊子手耶，哪個醫生願意承認自己是劊子手？』
李茂生說出了大部分醫師內心的恐懼與掙扎。「腦死」是一個過程，不是在一瞬間走到生命終點，死囚器捐的腦死判定程序不完整，甚至迫於時間壓力而無法判定，這可能讓醫生成為「劊子手」；在道德與法律的雙重壓力之下，今年4月槍決的5名死囚因為醫院不願配合，沒有任何一人完成器官捐贈。
◎「是法律判他死，不是醫生」
20年前一手催生台灣死刑犯器捐制度的亞東醫院院長朱樹勳則認為，所謂的腦判爭議並不構成反對死囚器捐的理由，因為是法律要犯人死，而不是醫生。
朱樹勳說：『(原音)我們訂這麼嚴格，是要求病人生，不要誤以為這個病人還沒死就做器官移植。但是死刑犯是一定要他死，這個相反，但是大家一直堅持要用普通規定判這樣的人是有點矛盾，一個是要求其生、一個是要求其死。我們救他的心臟，不是救他，我們只管他的心臟而已。』
朱樹勳舉例，當年法國皇帝路易十六上斷頭台，頭被利刃砍掉的那一刻，他的心臟一定還在跳動，以現代醫學科技，給予適當醫療處置，無頭路易十六的心臟還可以再跳一段時間，但是你認為路易十六還「活著」嗎？
朱樹勳說：『(原音)腦死的病人可以這樣想，他頭沒有斷掉，從解剖學上來看，頭還在那裡；但是生理學上來講，頭已經沒有作用，你如果做血管試驗，血流不到腦部，腦部已經漲起來，所以一個腦死可以捐贈器官的理由就在這裡。』
◎「讓我以死囚器官救更多病患」
加護病房裡的維生醫療儀器規律地發出聲響，一張張病床上躺著病重的虛弱病患，他們的心臟正逐漸衰竭，心跳一天不如一天。撐下去，是為了等待未知的奇蹟。
面對等候移植的病患，振興醫院心臟醫學權威魏崢指出，對死囚器捐態度保守的醫生只顧到生命逝去的爭議面，卻忘了回頭看看等待移植病患的眼神，一旦死囚器捐成功，又能幫助多少人獲得新生？
魏崢說：『(原音)我們做心臟的，像加護病房有好多，他活不了幾天的對不對？但是我們醫生是要救病人，可是就是有一批人不讓你救，我們救病人沒有錯，對不對？』
魏崢說：『(原音)今天我拒絕，我跟他們拒絕說我不用死刑犯，可是你有沒有問過你的病人？對不對？病人是願意的，我是病人我一定願意，因為死刑犯器官比平常人還好。(記者：主任，這件事情如果你拒絕，可能...)你是幫病人拒絕。』
朱樹勳則認為，懺悔的死囚最後遺願是捐贈器官，醫院若接受並成功移植，讓死刑犯安詳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從容赴死，又為何要讓將死之人滿懷遺憾？
朱樹勳說：『(原音)一個死刑犯做壞事要死掉，他會懺悔啊，他要回饋捐贈器官，可以救好多人啊。1個心臟、1個肝臟、2個腎臟、1個胰臟、1個肺臟，如果肝臟分別捐給2個人，他可以救7個人啊，為什麼不做？』
到底該如何看待「必死之人」的生命權？蔡甫昌強調，如果社會可以草率處理死刑犯的「死亡」，那麼，草菅人命似乎也只在一念之間。他說：『(原音)所以人怎麼死的，有不同死法，可是如果我們太不在乎這些細節，那草菅人命也沒什麼了不起，反正到後來結局都差不多。我覺得說，當然這件事情有人沒有看得那麼嚴肅，但是我們仔細分析一些點的時候，這樣決定不是只有對捐贈人或者死刑犯，而是整個社會對生命的重視跟尊嚴的尊重。』
◎爭議不斷 還有別的辦法？
躺在手術台上、還可以自主呼吸的「屍體」並沒有死亡；另一間病房裡，虛弱無力、用枯槁的雙手、使盡力氣與死神拔河的病患，迫切地需要健康器官延續生命。到底是殺人還是救人？必死之人的生命權利與病患窮盡一切想要活下去的需求，孰輕孰重？
魏崢認為，死刑執行可採取另一種方式，避免腦死判定的爭議，醫生不必內疚。
魏崢說：『(原音)因為我們平常有一種心臟保護液，打進去以後，心臟可以保護比較長一段時間，是一種高鉀離子的溶液。鉀離子是高濃度，這個溶液假如注射到身體裡面，心臟會立即停止，譬如說3分鐘吧，其實器官都還沒有壞，現場拿，法醫可以判定他死了，一切也沒有痛苦，由法醫來判說他死了，醫生不要內疚說是我把他弄死的，然後這個藥由法醫來打，那就好了嘛。』
心臟停止跳動是死亡最單純的現象，不跳的心臟，沒有生命的身體。
注射死刑乍聽之下有值得考慮的價值，但配套措施工程浩大。刑場旁邊要設立獨立開刀房，死刑犯心臟注入氯化鉀，心臟停止跳動後30分鐘內，在刑場的開刀房完成器官摘取。
龍藉泉認為實在不必如此大費周章，死刑犯不一定要捐贈器官，就算是捐贈眼角膜、血管或皮膚，同樣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龍藉泉說：『(原音)你會為了這個而設一個開刀房嗎？中國大陸可以，但是你覺得台灣可以嗎？(記者：你覺得這樣會怎麼樣？)當然會引起眾人忿忿嘛，幹什麼呢？你為了少數一年不到幾個人而做這件事情，你彰顯的意義是什麼？所以我說從頭到尾，我是器捐協會理事長，我的意思是說，千萬不要把你的死刑犯刻意跟捐贈器官掛勾，這是我強調的，捐贈組織不代表不是捐贈，不是愛心。』
◎道德、法律風險未解 如何選擇？
死囚器官移植不只牽涉了兩個人的生與死，也糾纏著法律與醫學的爭議，甚至面臨道德與人權的挑戰。
死刑犯是否腦死的爭議或許可以透過制度與法律尋求解決，但是道德與人權的問題恐怕難以迴避。面對贊成與反對兩方的立場，你，又會做出什麼選擇？(記者王韋婷、楊雅雯採訪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