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有關原住民族自治立法的討論中，或許是自治政府架構、土地自然資源以及自治經費等議題占據了主要版面，教育自決議題極少成為討論焦點，這對原住民族要求族群平等的解殖目標而言是一大警訊。
自日治時代開始，殖民政權即以征服與同化遂行其統治目的，前者包括武力鎮壓與政治控制，後者則以教育同化為主要手段。無論是日治時期的「蕃童教育」，抑或戰後至民主化之前以「一般化」為目標的「山地教育」，無不以貶抑原住民族知識傳承，在造反集體意願下強迫其接受異族教育，以完成種族同化。
照理來說，原住民族若想脫離被殖民地位，除了在政治上爭取自主性之外，如何在某種程度上重拾教育自主決定空間，根據族群自身集體意願，設計適用於族群成員身上的整套教育制度，本應是解殖工程必經之途，不過實情卻不容族人樂觀。
無論憲法原住民族條款、《原住民族基本法》甚或《原住民族教育法》，都一再強調國家教育體系對原住民族多元文化之尊重，以及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但在實務上，原住民族或原民行政機關勉強在民族教育事務上有些許規劃空間，但對於施行於原住民學生之一般教育，卻似乎有一堵隱形的牆橫亙在前。
尤其是位居原鄉部落的許多學校，明明絕大部分學生是原民生，但部落此一民族實體，卻對學校營運、課程設計、教學活動乃至於教師聘任，卻一點自我決定或提供族群諮詢的正式權力都沒有，「依民族意願」一詞形同空文。
在最近幾個版本的自治法或條例中，前述狀況依然如故。擬議中未來的自治組織，無論是自治區（或族區）政府或部落會議，其自治權限依然僅止於民族教育，而那些位處自治區或部落之學校，一切運作都還是由漢人所掌控的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所決定，極有可能形成有政治自治之名卻無教育自決之實的窘境。
當然，筆者並非主張自治區政府一成立，就要馬上接收那些位處部落的學校，才算是教育自決權的實踐，這在現實條件上確實極為困難。
筆者只是主張，民族自治中的教育自決，並非只是民族教育層面之自主而已，如何在整體教育體制或相關學校之整體運作上，展現族群平等精神，這才是關鍵。
換言之，除了目前具實質權力且主要為漢族所控制的教育主管機關，如何在未來為自治區政府或部落創造其成為部落學校共管者的空間，或許自治政策設計時所應考量之方向。
譬如在《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學校原民師資保障條款修正後，日後必然有許多部落學校師資缺額將會以原住民為甄選對象，屆時若自治區或族區已成立，是否能由縣市政府和民族自治政府共組甄選委員會，讓原住民族也能在聘用什麼樣的師資上表達其想法，而非由目前幾位漢人所控制的甄選機制決定一切？
民族自治不應該只是原民行政機關的自治，教育主管機關如何在未來自治立法推動時，拋開「一般化」思維，認真思考原住民族於其自治區內的教育自決權，尋求解殖理想的族人們正在看。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