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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青年貧窮化:面對社會中的法西斯幽靈

立報/本報訊 2013.07.18 00:00
■林柏儀

陸軍下士洪仲丘遭關禁閉、嚴酷操練下不幸致死一案,近日來引發台灣社會廣泛的關注。

實施徵兵制數十年的台灣,「當兵就是這麼黑」的說法,早已漫布台灣社會。「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退伍才是真的」成了當兵箴言,自然也不令人意外。

我不是很確定,那種「當過兵,才會成為一個男人」的男子氣概論述,如今還是否存在。但從小到大,「即將要當兵」的焦慮陰影,應當不時地在許多青(少)年男性的心中拂過。儘管或有些許不滿或恐懼,「但沒辦法,就是得要當兵」、「逃也逃不掉,忍一下就過去了」、「現在已經比以前好很多了……」,總是得自我說服,接受眼前抹去自由、差異、意志的軍旅生活。

這一切對軍中濫權的默許,往往直到零星的悲劇個案發生時,才受到了偶爾的正視與反省。但在平時,我們往往是漠然以對,明哲保身,甚或是不自覺地擁抱肯認、隨之鎮壓異議。或許,該是嚴肅正視它的時刻了。

我想起了一位在英國認識的台灣朋友,他告訴我,當兵時遭遇到長官惡整,拿著他的頭去撞牆,還遭嗆聲「你很了不起嘛」的經驗。然而,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他,向家人求助時,他母親卻是回他:「坦白講,如果連這點苦都撐不過去,你以後一定不會有前途的。」我朋友則是認同地告訴我:「聽完當下,我就決定不抱怨了。」

我朋友的家長態度,或許稍微突出了一些。但這種「吃苦就當吃補」、「經過磨練對以後有幫助」的想法,應當仍是某種台灣社會通念。我還記得另一個朋友和我說過:「現在當兵改成只剩一年,而且整個磨練也變鬆了。這樣也未必是好事。」、「像以前我哥哥當完兩年兵回來,整個人都變不一樣。」我問說,「那是怎樣不一樣?」他告訴我:「就是整個人變得很有紀律、有禮貌。像我弟弟現在只當不到一年,有當沒當好像根本沒差。」

暴力相逼促成的紀律

人變得有紀律、有禮貌,的確未必是壞事。但在軍隊體制下,它經常是以犧牲自由、尊嚴、思想為代價,並以暴力相逼來促成的。人們常說台灣人民的基本性格是友善、敦厚、節制的,相形下這種「肯認暴力、認可服從必要」的反差態度,究竟如何形成?實在令人好奇。

再舉一例:關禁閉的存廢。

此次洪仲丘事件之所以發生,除了長官涉嫌施壓、惡整外,軍方行之多年,遂行殘酷管訓的「關禁閉」制度,也是原因之一。據媒體報導,那是一個狹小陰暗空間,通風不良,生活環境或許和監獄可相比擬。

洪仲丘一事難得地讓關禁閉制度受到了矚目,官方甚至曾有一度傳出要廢除該制度的呼聲,但最後又以「問題在於管訓過當,不在於關禁閉制度本身」為由,抗拒變革。單就法律體系來看,如此等同監獄般剝奪人身自由的懲戒處分,究竟為何能夠在刑法體制外存續,已難說合理。但不但部分受過法律訓練的人們,幾乎未曾試圖挑戰過這問題。據了解,網路上舉辦民意調查投票,支持「關禁閉制度還是有它的存在必要,不應該廢除」的比例,還是遠遠多過於「關禁閉應當廢除」的意見。

▲陸軍下士洪仲丘的舅舅(右起)、父親、母親、姊姊2013年7月17日在立法院出席記者會,洪仲丘的母親哭著說每天都很心痛,未來日子不知道怎麼過,盼國防部給洪仲丘一個真相。(圖文/中央社)

暴力懲戒的正當性,不只存在軍營中。替代役男的軍事基礎訓練中,班長屢屢用以威脅役男的,也是若不聽從,就將被禁假,並留在

成功嶺接受「瘋狂基本教練」。瘋狂基本教練和關禁閉或許遠不能比,但威嚇的效應是一致的。和受訓役男提起,莫不對其咬牙切齒,甚或聞風喪膽。然而,若進一步言及,是否應當廢除此類制度?通常則會聽聞「恐怕也不妥當」的回應。進一步詢問原因,多半聽到的是「當兵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哪有在講道理」,以及「如果廢除,都沒有真的懲罰在後面,那平常誰要聽命服從?」

甚至,在「學校是否應當體罰違規學生」的爭論中,一模一樣的說法也是屢見不鮮。「沒有懲罰,會沒有效果」的命題,究竟是否為真,暫時不是此處討論的重點。某種程度上,這或許還真是個真實命題。但問題是,為什麼要有「效果」?或者說,站在人民這一邊來看,我們幹嘛去接受、甚至鼓勵該有這種「效果」?這背後的社會心理,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彷彿可以看到,有一個強調紀律與暴力、追求成效而不顧代價的法西斯主義幽靈,仍在這個島嶼上徘徊。

是台灣人們生性如此嗎?應該不是。

是台灣人們心理變態嗎?應該也不是。

是一種文化習慣所致嗎?或許是。但,這文化是從何而來?

法西斯幽靈並非憑空而來。它早年或許是「反攻大陸」、「反共愛國」下的軍國民教育結果。二戰以後,在美國主導的東亞島鏈反共前線布局下,不論是在台灣或南韓,都可以看到此種軍國民法西斯心靈的扎根。

而儘管經歷了所謂的「民主化」(實為自由化與形式民主化),法西斯幽靈依然未必退去。資本主義的發展下,資本家們愛好馴服的身體,與軍訓體制一拍即合。「限役畢」的徵才條件,不只是為了人力穩定考量,也是基於勞動力馴服與否的評判指標。「能吃苦才會有前途」也的確是資本主義下勞工的處境。

與父權體制相為謀

它更是和父權體制共謀,弔詭地讓忍受暴力與男子氣概相結合。勇於反對或躲避這類暴力的人們,反而變得被視為懦弱與不勇敢。「堅持反對國家暴力」,則被當成幼稚的玩笑話。

從家庭、學校、軍營、職場,體制巧妙地教導人們接受這些現實,以及採用暴力來穩定秩序的優先必要。在這之下,誰能帶領我們超越這些?

這沉重的現實問題,恐怕沒辦法簡單地在「公民社會」或「自由主義」中找到答案。畢竟,倘若缺乏階級視角的公民,如何指認此類暴力背後的結構原因(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或父權體制)?又如何形成與之鬥爭的抗爭主體(這絕非形式民主,或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即得以解決)?缺乏這類主體,有意義的「制度」改革或鬆動,又如何可能?

或許值得提醒的是,可預期,儘管未來走向募兵制,軍中這樣的狀況也不會落幕,頂多是受害的人們從絕大多數人民,改為在生計壓力下考慮從軍的部分中下階層子女。而僅剩下少數人的「志願」從軍下,這強調暴力與服從的法西斯幽靈,恐怕在軍中將更加鞏固,卻更不易受到關注。

法西斯的幽靈,看不見,卻依然存在。而它的掘墳人,藏在我們自身的視野之中。(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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