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夕是何夕？教官繼續進駐校園，舉世罕見，連大法官都在1998年依據大學法宣告教官在大學內執行勤務為「違憲」。立法院也好，教育部也好，其實都只是反映了長期不作為的政治奇觀罷了。
但教官退出校園，也讓歷史成了照妖鏡。更先於大法官解釋，提早10年，台灣的「學運」就是以此訴求進行校園民主的衝撞，甚至拉高批判黨國體制，今日乍聞教官退出校園終於大功告成，猶如民國創立已久，直到今天才終於下定決心剪掉清朝的辮子，能不讓人啼笑皆非？
僅就此點，應該責怪的倒非教官，而是所謂的「學運世代」。打著教官退出校園的口號竄起，學運世代更多是變成早熟的政客，所謂中生代的民代、官員，個個搶著自我標榜是學運世代，掌聲連連，但試問，民主貢獻幾何？當年反對教官退出校園，又有幾人記得？
得到的遠比付出的多，這是歷史對學運世代的恩寵，更是台灣社會對學運世代的錯愛。
最令人費解的，無疑是所謂學運世代的學者。若是從政當官，尚可推說轉戰其他領域，只能請同志繼續努力；但學運世代的學者不然，他們當年唸書就在教官存在的大學校園裡，現在教書，教官依然就在左右，卻早就視之為平常，「和平共處」，甚至還能向學生大談台灣民主轉型的當年勇，這難道不是最嚴重的人格分裂？
說穿了，僅就教官退出校園一事，所謂學運世代並無堅定的政治信念，更多是機會主義者。
這個機會主義傾向，在學運世代的學者身上最明顯。為何他們可以昨是今非，能與教官共處多年？心照不宣的是，教官早就沒有戒嚴時代的「殺氣」，而是轉型成專揀別人不碰的頭痛麻煩事、專做碎事雜項的「保姆」，有人服務代勞，何樂不為？在現今大學的金字塔結構裡，教官其實是底層，往上都是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者，學運世代的學者長期悶不吭聲、沒作為，理應汗顏。
教官退出校園，似乎了了一樁歷史「共業」；實際上，未了的是學運世代這個歷史產物，還沒被人用放大鏡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