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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教官退出校園,歷史的終結?

立報/本報訊 2013.06.27 00:00
轟轟烈烈打了一架後,立院隨即交出張成績單,朝野協商同意:8年後,教官全面退出校園,之後軍訓教官全面歸建國防體系。

今夕是何夕?教官繼續進駐校園,舉世罕見,連大法官都在1998年依據大學法宣告教官在大學內執行勤務為「違憲」。立法院也好,教育部也好,其實都只是反映了長期不作為的政治奇觀罷了。

但教官退出校園,也讓歷史成了照妖鏡。更先於大法官解釋,提早10年,台灣的「學運」就是以此訴求進行校園民主的衝撞,甚至拉高批判黨國體制,今日乍聞教官退出校園終於大功告成,猶如民國創立已久,直到今天才終於下定決心剪掉清朝的辮子,能不讓人啼笑皆非?

僅就此點,應該責怪的倒非教官,而是所謂的「學運世代」。打著教官退出校園的口號竄起,學運世代更多是變成早熟的政客,所謂中生代的民代、官員,個個搶著自我標榜是學運世代,掌聲連連,但試問,民主貢獻幾何?當年反對教官退出校園,又有幾人記得?

得到的遠比付出的多,這是歷史對學運世代的恩寵,更是台灣社會對學運世代的錯愛。

最令人費解的,無疑是所謂學運世代的學者。若是從政當官,尚可推說轉戰其他領域,只能請同志繼續努力;但學運世代的學者不然,他們當年唸書就在教官存在的大學校園裡,現在教書,教官依然就在左右,卻早就視之為平常,「和平共處」,甚至還能向學生大談台灣民主轉型的當年勇,這難道不是最嚴重的人格分裂?

說穿了,僅就教官退出校園一事,所謂學運世代並無堅定的政治信念,更多是機會主義者。

這個機會主義傾向,在學運世代的學者身上最明顯。為何他們可以昨是今非,能與教官共處多年?心照不宣的是,教官早就沒有戒嚴時代的「殺氣」,而是轉型成專揀別人不碰的頭痛麻煩事、專做碎事雜項的「保姆」,有人服務代勞,何樂不為?在現今大學的金字塔結構裡,教官其實是底層,往上都是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者,學運世代的學者長期悶不吭聲、沒作為,理應汗顏。

教官退出校園,似乎了了一樁歷史「共業」;實際上,未了的是學運世代這個歷史產物,還沒被人用放大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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