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更多人的教育夢－－從《抬頭苦幹：從香港到台灣，李三財的0元創業實錄》反思
■林柏儀
一位香港人來到台灣求學，畢業後開辦韓語補習班，幾年內就迅速成功，並且成立學習中心協助東南亞的語言和文化推廣，關注新移民與外來學生權益，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
今年6月出版的《抬頭苦幹：從香港到台灣，李三財的0元創業實錄》新書，作者李三財為他的奮鬥歷程，交代了來龍去脈。李三財是我大學時代認識的友人，日前有幸參加了他的新書發表會，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頓時諸多想法湧上心頭。
李三財的書可以當作一本通俗的勵志書籍來看，但我更在意的是從中看到他那艱辛貧困的求學歷程。
▲2013年3月7日維多莉亞韓語文教育中心創辦人暨執行長李三財，將價值約五十萬元的兩千冊新書捐贈給新北市立圖書館，為推動閱讀注入一股活水。（圖文／姜林佑）
來自中國大陸內地，9歲時落腳於香港元朗鄉村成長的李三財，從小的家境並不優渥。在香港升學機會受限的處境下，他隻身來到台灣的世新大學求學。畢業後，他留在台灣開創語言補教事業，擔任廣東話老師之餘，還成立了韓語補習班。在他的精明管理和孜孜不倦地努力下，順著近年來的「韓流」興起，才在30歲出頭的年紀，李三財的補教事業就一舉成功，目前已是台灣前兩大的韓語教學機構之一。
青年創業成功的例子，或許並不罕見。有意思的是，爾後，李三財投入了捐書、設立獎助學金、開設講堂……的教育回饋事業。他以母親之名，創立了「香港華僑陳就娣女士紀念中心」，與《四方報》合作，致力於東南亞語言推廣，有泰文、越南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等的免費「五語+N學堂」，以及持續關注台灣多數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移工、和外來學生的處境。
貧困的求學經驗
儘管目前李三財事業已小有成就，但他的求學歷程，可沒有一帆風順。貧窮的壓力，逼得他在青少年時期就要四處打工。來到台灣後，高額的私校學費壓力，更是迫使他吃了不少苦頭。
在這本書中，李三財回想起他在台灣求學時的貧困狀況：大四時，他結交了一位女朋友，但「曾經那女生發生車禍，而我身上只有不到一百元，只能買一個饅頭去看他」；「念大學時，發生了兩次付不出學費的困境」；「身為學生會會長，卻又是最晚交學費的一員，那樣矛盾的心情，至今回想起來依然深刻。」
作為外來的僑生，他無法取得就學貸款，得要直接承擔學費與生活費的劇烈壓力。「班上的畢業旅行即將到來，同學們無比興奮地準備著，有同學知道我經濟拮据，還問我為什麼不打工存旅費？當下我只能苦笑，不知道該如何跟他們表達，我打工是為了籌措生活費，沒有餘力兼差準備額外出遊的費用。當時三餐溫飽才是我生活中首要的大事。」
實際上，這或許不只是他個人的艱辛處境而已，而是許多當代大學生的實際狀況。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在該書序言上即寫到：「世新學生弱勢者多，有的學生花不少時間打工，只為了完成學位。更嚴重的，常因家庭變故，必須輟學！」而在台灣大約又有一半的大學，特別是技職體系學校，其大學生的平均家境是比世新大學更嚴峻的。
如何讓更多人圓教育夢？
為了緩解這樣的貧困學生壓力，李三財在事業相對有成之後，在能力範圍內，即投入了每年數十萬元新台幣設立了多個獎助學金。他希望能夠幫助和他背景類似的清寒學生，能不因為學費問題而對求學打退堂鼓。這樣的義舉值得讚賞，因為他的慷慨投入，也很實際地解決了每年數十位學生們的燃眉之急。
李三財在青少年時期，在香港就曾投入為中國大陸偏遠地區學校募款的「希望工程」行列，他在書中提起未來的目標，也提到了到中國大陸「辦校」的願景。這和他想幫助有心向學的貧困學生，應該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社會上，有過不少慈善家，會將重心投入在教育獎助事業上。這些努力值得肯認，但也得面臨很現實的問題：大環境創造出的巨大問題，往往不容易由個人的慈善救助足以修補。
若要在這之外，進一步做些什麼，我會想建議說，獎學金或辦校固然相當有意義，但若行有餘力，或可考慮將人力物力匯集，來推動「教育公共化」社會運動，以將問題「釜底抽薪」。
現實來說，政府卸責、教育費用高漲帶來的壓迫，不論是在當代台灣、中國大陸、或港澳，都有相當的急迫性。而這影響千萬學子的議題，卻是百廢待舉的。
學生們會有學費壓力，問題本身還是出在學費制度和教育資源身上：為什麼一定要向想要唸書的學生，特別是經濟狀況未必優渥的學生，收取學費呢？換個角度的問題則是：為何不能由政府來承擔，讓人民不至於需要在就學時備感壓力？甚或因經濟原因而尚失求學機會？
以台灣為例，稍微了解台灣高等教育的人都會知道，台灣的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有著巨大的資源鴻溝。這鴻溝的來源，不是文化觀念或學校的設立先後，而是來自於政府部門長期忽視私校學生的權益，幾乎沒有向他們挹注教育資源（有如香港的副學士處境）。近年來稍有補助，也是以綁架大學的競爭性經費（如各種「卓越計畫」）為之，而改善也相當有限。
在缺乏公共經費來源之下，私立大學只好主要倚靠向學生收取學費來辦學，這往往佔學校經費的6成以上（不少學校甚至是8成經費源自學費）。儘管台灣政府有管制私立學校的學費收取標準，但這還是構成了私校學生的劇烈負擔；為了應付求學時的學費與生活費壓力，貸款有之、打工有之、輟學有之。如同李三財的貧困求學經歷，或許可能有激勵向上效應，但也很可能就讓廣大的貧困青年在壓力下難以維生。
免費教育的可能
何況，政府實際上隨著經濟發展，已日益有能力降低、甚至廢除學費。問題是在政府往往將教育經費另做他途，或者不願向企業課徵應有的稅收。舉例而言，台灣政府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從1992年約佔6.88％，20年後已大幅下降為5.88％。這段期間大學生的人數還不斷攀升，教育經費比例下降的背後，就是高學費的壓力襲向更多學生。20年來，企業盈餘佔GDP的比例，甚至是從29％大幅上升了35％，倘若正常向企業課稅、廢除對高科技業大廠的不合理免稅措施，政府早有充足的稅收來讓教育普遍免費。
舉例來說，只要向企業盈餘再課徵1％的GDP為稅收來辦教育，每年就能增加1,400億新台幣的教育經費，讓大學與高中職教育都免費，絲毫不是問題。儘管在資本主義框架下，這類改良措施必將遭逢政治阻力，也有著極限；但基本問題還是回到如何有組織地凝結受壓迫者的發聲和行動，有效挑戰不公義的政策走向，而非沒有改變可能。
學費的壓力，也不只發生在本地生身上，近來各地都還有擴展到外來學生身上的趨勢。李三財的書中就寫到：「一位來自中國少數民族區域的陸生向我詢問如何靠打工完成學業。由於陸生不能在台灣打工，我只能建議他多參考一些獎學金。」他甚至還主動支助了兩位以上的陸生獎學金。三財這種善舉不簡單，但台灣政客那些對外籍生、陸生的種種不合理措施（例如對外籍生收取高學費、禁止工作、三卡六管等），實在更該是被批判、挑戰的對象，才能一定程度解決整體問題。
無論如何，在有限的個人資源下，能夠直接幫助到的貧困學生，已相當難能可貴；然而，局勢嚴峻，倘若我們能打定主意，試圖把焦點放在扭轉政府不公不義的私有化教育政策，例如以調降學費、甚或廢除學費為目標，那麼，受惠的將是更廣大的貧困學生們。
這雖然並不簡單，也並非那些政府高官們會喜愛的民間志業。但社會運動的歷史經驗已一再顯示，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年代，少數有志人力物力的星星之火，也有燎原可能。慈善義舉想改變的個人悲苦，也終有被消滅的可能。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