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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觀察之三:高等教育學術篇

立報/本報訊 2013.04.25 00:00
■陳方隅前文提到,美國的教育就是一種「產業」,具有高度「市場化」的各項制度,包括學費、聘用、評鑑與排名。本文接續先前討論,繼續提出對於高等教育的一些觀察與思考。美國的博士班與碩士班是分流的。碩班以實務取向為主,許多學程也不要求學位論文;而博班主要以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為主,對於申請的要求與難度較高,但是申請博班可以不必先念碩士。班上共12位同學,不到一半是念完碩班才來念博班。基本上全美國的博班訓練都是一套「標準作業程序」,前面兩、三年都在修課,每學期大概2至4門課不等(多數為3門),修完課就進行主、副修的資格考,然後寫論文。以政治學領域來說,一般大約要念5年(註1)。美式學術訓練,基本上就是要把你關進一個真正的「象牙塔」裡面。一方面學術的市場夠大、經費來源夠多、教授們的教學負擔較低(每位老師一學期頂多兩門課),再加上高度競爭化的環境、升等的壓力,因此可以發展出許多最前沿的理論。這裡聘用教授就跟職業運動選手的挖角與跳槽一樣,每個人各憑本事與學校談薪水,主要根據是取得研究經費的數目以及發表論文在頂尖期刊的能力,能力夠就跳槽;全校所有人的薪資上網都能查到,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註2)。台生怕出錯 優勢難保在台灣時就常聽老師們說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落後美國20年以上,來這邊後才體會到其意涵。在頂尖期刊上的理論與方法令人大開眼界,而課堂上常常也會討論到最新的理論與研究成果。社會科學領域曾經歷所謂的「行為科學」論戰,學者發展出大量的「量化」技術來作實證研究,因此即使是念政治系、社會系等社會科學科系,也必須學習相當多的「統計」與「形式模型」(formal model)等技巧,對於數學能力的要求頗高。在一開始的時候台灣學生具有優勢,因為我們的中學教育已打下一些基礎,美國則是讓有需要使用的人再自行去鑽研,但他們的學習能力相當快,很快就會藉由修課等方式趕上。台灣是在國高中階段大量填充死背知識給學生,把所有時間塞得很滿,而美國的中小學教育留給學生較多的空間,很要求個人安排學習機會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到了大學及研究所,上課時許多美國同學總是天馬行空「隨意」發言,而教授們也很鼓勵同學們的討論,即使很多內容沒什麼重要性。亞洲式的教育比較缺少這個層面,常只要求制式答案,學生們好像也會有「怕答錯」的心理。其實在課堂上的發言與互動也是一種重要的訓練,大部分的美國學生不怕說錯話,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研究所的課程更是要求課堂上的討論與互動,筆者剛來的時候就覺得很不習慣,因為總是必須想辦法加入課堂討論。生活中的互動更難,因為很多表達方式、談話內容(例如美式足球)是平常沒機會接觸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融入。一開始最令人挫折的事情,就是當老師或同學講了好笑的話,全班哄堂大笑,但是自己聽不懂,我想這應該是所有留學生都會遇到的關卡。求學倒三角 態度敬業以大學生來說,美國學生認真的人非常認真,「住在圖書館」是常常發生的事情;但仍然會有打混的人存在,且打混的學生常常還會對考試或作業的分數斤斤計較。有些課程「內容」也不一定比台灣還要充實(班級都很大),但我觀察到的是,許多課堂的課程「要求」都很多,不管是教材、文章、報告、小考等份量。在台灣若老師太認真,有時還會被學生嫌「負擔太重」。如同許多人觀察到的,美國的學習密度的結構比較像是「倒三角型」,愈往上學習量愈多;台灣則是正向的三角型,國高中拚命填鴨,上了大學就完全鬆懈的學生(或老師?)大有人在。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樣的學習結構重大差異?簡單來說,我認為是我們太過強調考試的升學教育,以及不適當的大學評鑑機制。▲兩名哈佛大學學生在校內用餐區讀書,圖攝於2008年12月1日。(圖文/路透)研究所方面,我認為美國的碩博士生許多都有一種「敬業」的態度,那就是把念書以及鑽研學問當成一種「職業」。這裡對研究生的要求很高,作業量與閱讀量的要求比台灣高很多。根據筆者以及其他老師的觀察,在台灣似乎缺乏這樣的精神,包括大學生在內,很多學生覺得自己就是「學生」,老師們給予的壓力平均來說也較小;更不用說有很多人是「覺得不知道要做什麼」所以才繼續念書。對於學業的態度,尤其是「在乎的程度」,美國學生是較高的。在與教授們的互動方面,許多美國學生也都養成習慣三不五時就去找老師討論,不管是當週的閱讀內容,期末要寫的報告,甚至是未來的進修方向,找老師的頻率似乎比台灣的學生高許多。明定薪資福利 勞動有保障順道一提,研究生的確是一種「職業」,因為很多人必須擔任研究助理(RA)或教學助理(TA),以獲得「薪水」。在台灣許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獎學金」,甚至還曾有政務委員認為「每個」研究生都能獲得獎學金,而建議大幅縮短公費留學補助(註3)。事實上這應稱為助學金,或說是薪資,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工作機會。來到這邊之後才覺得台灣的研究生每個月領新台幣3、4千元(有些學校還規定不能兼兩份以上助理工作)是多麼低的水平。以我所就讀的學校(且是相對較沒錢的社會科學)來說,大部分的研究助理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約4萬元的薪資。在美國的助理就是與學校有勞動付出的關係,工時、健康保險、薪資、稅務都規定得很清楚,這樣子勞動者的權利義務才有保障。但是在台灣,所有行政官員都把獎助學金當成獎勵性質,否認勞動關係,而且補助的錢數量又極少。美國整個學術產業在高度競爭與升等、評鑑的壓力之下,帶來豐富的產出。不過,在「學術工廠」內當然也是會有缺點的。以社會科學來說,方法上的進步雖然能促成學術進步,但許多先進的量化模型距離現實世界非常遙遠,因為模型總是必須要設定假設以及一定程度的簡化。最近甚至有政治學名教授在國會作證,指責許多研究不切實際,建議縮減相關研究預算(註4)。同時,期刊與研討會的審查機制也形成一種學術小圈子,限縮了學術成果在實際應用或是發展的可能性。另外,長久以來有許多人鼓吹科學的「價值中立」特色,這也使許多老師認為學者不需要太關心社會議題,只需要專心「生產知識」(開玩笑來說,就是要找尋「顯著」的小星星)。當然,我們也必須考量到美國的空間距離太大,不像在台灣,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在距離上要容易許多。開學前系上辦的教學助理工作坊,一位資深老師就表示在課堂上不應表達對公共議題的意見。「與世隔絕」和我們對知識份子的期待有點差距,這也是美國與歐洲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最大的不同。雖然說,私底下老師們與同學們倒是常常針對政治現象與公共政策提出討論,是聊天時的重要話題。相反的是,台灣的學生普遍來說不喜歡以政治當作談論內容,而許多台灣的老師對於公共事務參與不遺餘力。論文淪點數 不問內涵台灣似乎常截取到比較不好的制度來學,例如前文提到的市場化與商品化,以及用論文數量「算點數」這件事情。美國有足夠大的市場(經費、發表平台等)、一定程度的教學與研究分流,再加上自由化的「學術市場機制」,可以用點數決定一切。但是台灣的教授薪資是齊頭式平等,每位老師的教學負擔重,又有許多額外的政府委託案、研討會、行政工作等外務,而且教育經費大部分依賴政府預算,很難做到、也沒有必要以論文數量去決定一切。現在台灣最大的問題是追求「數量」而不考慮「質量」,大筆經費投入生產論文,但是卻常忽略實質的貢獻,其後果是「研究」與「教學」品質同時下降(註5)。更糟的是,大筆高教經費常常是花在大型研究計劃以「生產論文」,或是蓋一些華而不實的硬體設施,真正直接用在學生身上的卻很少。美國在學術上的強大軟實力是奠基於豐厚的資源,完整的體制,以及高度競爭的市場機制。不過,我們應進一步思考的是:將教育作為「商品」看待有哪些優、缺點?台灣是否具有同樣的條件朝向美式模型?或者我們應該以「公共化」的教育體制為理想(註6)?在「生產知識」與「社會參與」之間,是否可藉由評鑑制度改革而予以平衡?台灣應該如何提升高教品質?要怎麼樣才能讓整體學習過程變成美國學生「倒三角形」的學習結構?筆者希望本系列文章能幫助讀者對這些問題有進一步的思考。(「青年要好野」執行委員、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生)●註1:數據顯示,僅有41%的社會科學博士生在七年之內畢業。參考Daniel Drezner, “Should You Get a Ph.D.?” Foreign Policy, 2013/4/15. 經過一年之後,我的班上已有一位同學決定離開博士班,計劃先去工作一年,然後申請實務取向(公共政策)的碩士班。●註2:題外話,通常全校薪資最高的會是美式足球隊或籃球隊教練。關於美國運動產業的觀察,留待後續文章。●註3:甫公佈的教育部102年公費留考簡章,名額縮減許多,尤其社會科學部份。個人認為值得商榷,因為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難拿到國外提供的獎助學金。●註4:請參閱:Greg Ferenstein, "Former Political Scientist to Congress: Please Defu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Atlantic, 2013/2/12. 受到美國撙節支出的影響,參議院已於3月20日正式通過刪減本年度NSF(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5%。政治學受衝擊最大的次領域為方法論、政治行為等,議員的理由是「研究美國人政治態度對於實際生活幫助有限」,而將本年度預算集中在國家安全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其餘則移至癌症研究。●註5:多年以前就已經浮現的「學術工廠」問題,現在不僅未解決,反而更加嚴重。請參閱楊瑪利,〈當教授淪為學術長工〉,《天下雜誌》,第318期,2005/03/01。●註6:美式市場競爭模型的相對應,是講求公共化、盡可能「消除競爭」的北歐教育體制(尤其芬蘭為代表)。相關文章請參考:任懷鳴,〈芬蘭、德國能,台灣能不能?〉,《台灣立報》,2012/3/22;〈誰說教育品質無法與教育公平同時並進〉,《台灣立報》,2012/11/9;〈管理主義抬頭,專業主義退位!〉,《台灣立報》,2013/1/10。陳之華,2008,《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台北:木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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