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電腦，收到來自一個臉書友的私訊，原因是我前幾天貼了一張鱷魚的照片，在眾多朋友的回應之中，其中有個人開玩笑說應該做成皮包背在身上，所以我應該對於動物毛皮「做出回應」，因為我是「公眾人物」。每次遇到這樣的事情，總讓我哭笑不得。難道我是思想警察嗎？好奇之下打開那張已經幾乎完全被我忘記，在曼谷路邊隨手拍的相片，一看不得了，已經有兩個女生為此在留言板吵起來了，誰都不肯讓步，要是讓她們兩個在路上碰到了，應該會用高跟鞋踢對方，扯頭髮，弄得頭破血流罷？既然已經不只是一兩個人的爭執，我也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動物毛皮是否等同絕對的惡？」同樣是動物毛皮，蒙古牧民使用自己豢養的牛羊馬皮革製作蒙古包、水壺、衣服等等，是否跟巴黎的貴婦身穿貂皮大衣去參加名媛派對，罪惡同等？誰都知道，蒙古包有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在狩獵採集時代，蒙古族住在窩棚裡，這種圓形拱頂的隱蔽窩以活樹為支柱，用樺樹皮覆蓋，製作簡單，便於搬遷時遺棄。隨著原始人類由採集向狩獵過渡，活動範圍越來越大，同時也把一部分食草動物逐漸馴養成家畜，出現了畜牧業的雛形。這就要求有一種便於遷徙的居室，於是窩棚之類的建築應運而生。到了狩獵時代向游牧時代過渡時，又由窩棚過渡到帳篷，帳篷用樹木做支架上蓋毛皮。進入畜牧社會，才出現了現在我們看到的毛氈帳，其形似天幕，用羊毛氈覆蓋。所以，我們是應該規定蒙古包只能回復到用樺樹皮來覆蓋，還是應該立法規定從此蒙古包一律改用PU材質？如果蒙古包因為有「歷史」，是「傳統」，因此不應該跟貂皮大衣等同視之，那麼我再請你想想，難道皮草就沒有歷史、不是傳統嗎？不說歐洲，光看中國，以獸皮製衣相傳是商朝丞相比干發明的。到漢朝時，貂裘在皇宮內及大臣中間已經使用得很普遍了，侍從官員都用貂皮尾作為帽子上的裝飾品。到了清代裘皮服裝成了皇室貴族士大夫官職大小的識別品，例如：除親王、郡王外，不准穿戴黑狐皮服裝；文官要做到三品以上，才許穿戴貂皮製的朝衣，文官四品或武將三品才准許穿貂鼠皮服裝；五品至七品，只可以用貂皮做一點點衣袖、衣領及帽檐兒；八品九品以下的小官只許穿猞猁皮、白豹皮、灰鼠皮製成的服裝。凡去山海關寒冷地方出差的官員，則可以穿貂鼠皮襖。所以，光是加入對「傳統文化的尊重」一項變因，我們的立場就很容易動搖了。人間社會有互補關係，讓每個人可以盡力去發展自己專長的能力，去交換有比要但是不擅長的需求，生物的食物鏈當然也有互補關係，站在食物鏈上端的人類因為生理構造沒有禦寒的能力，所以冷的時候就要從食物鏈下端的動物取得脂肪、羽毛、皮毛禦寒，從生物科學的角度來看，並沒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當然，禁用動物皮毛是一種主張，同時也是許多主張之一。支持一個理念是可敬的，就像我支持反戰，但在支持反戰的同時，我也理解戰爭、資源爭奪也是生物界非常自然的現象，並不否認我所支持反戰終極來說，不過是一種違反自然的主張，因此如果世界和平沒有達成，也並不會因此覺得挫敗，因為我知道，重要的是在理念宣揚過程當中，我們共同帶來思考、參與的機會，而不見得是最終那個遙不可迄的「和平」金色果實。我想問這些無論站在強烈反對動物皮毛的朋友，這樣的觀念，真的是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還是受到像動物保護中激進派的「善待動物組織（PETA——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文宣的影響？世界動物保護風潮中的激進派雖不是主流，但他們卻用實際行動時刻提醒人們，去思考和處理人類文明發展和動物權益保護的關係，我是敬佩的。但是PETA成員可以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身穿毛皮大衣喝馬桶裡面的水，呼籲人們抵製毛皮製品，你可以嗎？如果你做不出這麼激烈的動作，憑什麼有同樣激烈的主張？■白俄羅斯一名工人欲從銀狐屍體把皮毛取下，圖攝於2007年11月30日。（圖文／路透）反對動物毛皮之前，是否對於毛皮的整體產業鏈做足了功課，有清楚的瞭解？是不是所有的毛皮都是一樣血腥？哪些毛皮是像犀牛角那樣，取皮毛後其他部分就扔棄？哪些動物皮毛又是取用肉品的副產品？就算是同樣的一張毛皮，跟使用者本身的需求、心態也很有關係，一年只穿一次到時尚派對就束諸高閣，跟經年累月每天專著在西伯利亞酷寒的油田工作，也應該是完全不一樣吧？那麼我們要如何才能決定誰才可以，誰不可以？就算可以列出一個精細的使用核可標準，我們何等傲慢，憑什麼來決定別人的人生？輕易做出一個過度簡單、絕對的結論，甚至可以理直氣壯要求一個陌生人去支持自己，否則就是不仁不義，是我們在激情下非常容易犯下的錯誤，除了反動物毛皮、反戰，還有素食主義、反核、反壟斷、反性別歧視、反使用塑膠製品……這清單無止無盡，所以當我決定貼上一張「反」的標籤時，總希望自己要能夠很謹慎，不然很容易就會變成「思想警察」，這是很危險的事情，而且未來有一天，當自己具備著更成熟的智慧，或是時代的演進帶來思潮的改變，自己熱血澎湃不惜生命換取的信念，到頭來竟然是錯的、不合時宜的，那可不是很尷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