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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業:他代表戰後日本的自我反省

中時電子報/吳垠慧、邱祖胤、黃識軒/台北報導 2013.01.16 00:00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黃建業表示,大島渚、今村昌平等日本導演,被視為日本二戰之後「日本新電影」風格的重要代表。他們都是二戰之後成長的一代,經歷過戰爭的洗禮。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日本儼然成為美國的殖民屬地,這些經歷讓大島渚的電影充滿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

「大島渚代表日本戰後經濟成長時代的自我反省,也是日本電影踏入國際影壇的重要銜接。」

黃建業說,大島渚從早期作品如《青春殘酷物語》、《日本夜與霧》等,就已顯露對社會不公義批判的鮮明立場。電影中尤其大量利用性愛、道德邊緣等命題,如一九七六年著名的《感官物語》便取材自真實刑事案件「阿部定事件」,陽具被切割、頻繁的做愛與空虛的內在,轟動國際,「這都展現出他對社會樣貌的細緻觀察。」

「相較於古典時代的黑澤明、小津安二郎等大師,大島渚更具社會和政治意涵;且在電影美學上,他也大膽加入劇場形式,突破寫實主義的視野。」黃建業認為,在日本電影史上,大島渚扮演了銜接古典時期和當代電影的重要橋樑。

一九九二年大島渚曾應金馬國際影展之邀到台灣,當時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擔任影展策展人,曾近身採訪大島渚,對大導的風範印象深刻。「大島渚的電影充滿批判性,對天皇制度不滿,對日本侵華的行為不恥,喜歡和極右派唱反調,反應在電影中,不論是敘事手法及影像風格,都顯得大膽前衛。」

李幼鸚鵡鵪鶉表示,大島渚在歐美受到極大的關注,名氣緊接在黑澤明及溝口健二之後,甚至超越小津安二郎。他的三部代表作《俘虜》、《感官世界》、《馬克斯我的愛》,分別關注同志、女性主義及動物權議題,不管在當時或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都難以企及。

大島渚對顏色極為敏感,「他說他非常不喜歡綠色及雜七雜八的顏色,因為綠色給人一種迷惑的感覺,但他在《俘虜》中卻把綠色用得非常漂亮,適當傳達這部電影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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