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足以激怒統派中國人的話是那個台獨份子亂說的？
不要驚訝，這正是兩岸統合會靈魂人物張亞中教授在“台北會談”中的悲嘆！
他說：「2012年10月一個晚上，一份專門為馬英九做的民意調查送到了他的手上。 」他說依這份調查報告，19-29歲的年青人只有27.78%贊同‘大多數台灣人民來自中國大陸，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贊同‘雖然很多台灣人民來自中國的移民，但一兩百年來已經發展出獨立的血統和文化，是台灣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的卻高達66.67%!
他說這令他觸目驚心─大多數青年人眼中，他們直覺地認為兩岸不僅已是“一邊一國”，而且已有過半數認同兩岸為“一邊一族”（一個中華民族、一個台灣民族）了。
張亞中的報告的確令人震驚。
在台灣，20年來不論那一黨，任何人執政，台灣人認同都持續上升，中國人認同不斷下降。依＜遠見雜誌＞ 調查，2008〜09年間已經有8成民眾認為兩岸是兩個各自發展的國家，但2009年7月 遠見民調又顯示，80.2%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20至44歲民眾自認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比率也相對較高，皆在8成6至9成2之間。
當然，民調常會因調查單位的不同有機構化現象，問卷的技術和問題的引導性都會相當大地影響到調查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兩個調查間有這麼巨大差距，已非前面說的原因能解釋的，若不是民意真有巨大變遷，至少表示了中華民族認同有強烈的不穩定性，容易受到問卷技術劇烈的牽動。
那麼為什麼短時間內中華民族認同變化大成這樣？
張亞中說因為他們受過完整「同心圓史觀教育」，也就是所謂台獨化，去中國化的國民教育。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說，台灣逐漸不認同中國，根源於民進黨不斷宣揚台獨意識型態，國民黨也拿香跟著拜，誤導台灣民眾國族認同。
認同完全是所謂民進黨去中國化宣傳和同心圓史觀教育造成的說並站不住腳，因為，一、普遍看法是台灣民眾藍大於綠，那為什麼大家的認同不跟大藍走，卻跟小綠走？二、2008後馬總統的文化再中國化工程為什麼沒有扭轉台灣人的認同趨勢。三、國民黨在1990年前整整半世紀中國化的成效為什麼台灣到了1990一夕瓦解？更得注意的是，這瓦解趨勢正好都在台灣李登輝開於兩岸交流，經貿不可思議地巨幅上升之後形成。
台灣社會雖然愈來愈認為自己認同是台灣人和兩岸兩國是正面的，但台北會談的主題定為“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很清楚預設中國認同才是正面價值，因此與會統派學者全異口同聲說台灣出現「認同危機」應該遏制蔓延。出席台北會談的「台派」學者不必懷疑的，都努力在被設定的議題下為認同的變遷辯護。他們辯論時基本上並不直接回答所謂的「同心圓史觀教育」或「台灣鄉土教材」的問題，基本上，他們守住了20多年來，當台灣認同上升被指控時辯護的主流，他們強調的是中國20多年來台灣社會因中共對台打壓造成的反彈。
1990年代，最常被拿來支持這主流論點的例子有兩個，第一是數十台灣遊客在中國遇害，死於武警之手的1994「千島湖事件」，第二是飛彈演習對台威嚇的1996，由於台獨支持度升高最快，統一支持度下降最大的兩年正好是這兩事件爆發時，使這一個論點很不容易反駁。另外常被提到的是中國不斷增加布置對準台灣的飛彈，甚至在馬總統時還增加得最快。
但這些論點其實仍有瑕疵，例如，假使千島湖事件致使台灣認同升高，那麼2006年水果登陸零關稅雖明顯提高了台灣民眾對北京的正面印象，但中國人認同為什麼並沒有因此水漲船高？因此台灣民眾認同的變遷原因就不能只設定在個別事件的感性磨擦，而至少應進一步探討到以下的理性的層面上。
一、交流的理性需求
在分立長期化的現實制約下，國共政權不只對內必須以實際管轄範圍做為國家施政領域，在建立健康互惠的兩岸交流關係上更有這樣的需要。交流時，中國在情緒上縱使做不到把涉台事務當做國際涉外事務，但在處理實務的理性要求之下，把對方當做或至少等同、比照另一國卻是一個不得已但必要的的安排。
中國為了吸引台商投資以突破天安門事件後的國際封鎖，俾利推展改革開放，便認定台商「準照外商」。由這裏開頭，此後在擬定兩岸交流秩序時不論是中國或台灣，各自的片面立法或雙邊協議，這種彈性處理就成為重要原則，雙方愈依這原則，則交流愈順暢，愈堅持兩岸一國的主權教條，則障礙、糾紛愈多。如三通談判就是因為國共都同意兩岸海運是「國內航線」而引起了砂石輪抗爭風波，簽ECFA時因較彈性便因而有進展，最近台商投資保障協議又因北京缺乏彈性而引起台商強烈反彈並且陷於觸礁。
二丶民主化的需求
民主既然是人民當家做主，因此民主化必然伴隨著群体的主體意識的上升。不只如此，從契約論的角度來看，要簽訂契約，簽約的主體是那些人，適用的範圍在那裏，都必須確定，於是民主化的過程也就是群體自我凝聚和領域界定的過程，台灣人和兩國的認同自然而然水漲船高。
因此可知台灣人、兩國等的認同除了常被提到的，歷史結構中，民眾對國民黨、中共打壓的集体情感反彈因素外，也形成於兩岸分立長期化的現實對人的認知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建立互惠交流秩序時的理性需求，以及民主化強烈啟動的主体意識的成長。
由於兩岸兩國的認同建立在這些堅實的基礎上，民眾理性的結論很自然會是兩岸不必統一。2009年12月＜遠見＞調查，民眾認為兩岸終究應該統一的只有15.7%，69.0%不贊成；其中泛藍政治立場的民眾也有27.5%贊成、63.7%不贊成，即使籍貫為大陸省市的民眾，也有22.9%贊成、55.9%不贊成。
只是在2008〜09之間，台灣民眾多數既認同兩岸兩國又認同同屬中華民族。國際上，一族兩國甚至一族多國的認同本是合情合理的，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甚至在南洋各國的華人就都這樣。那麼台灣的年輕人為什麼發展出令張亞中痛心疾首的兩族兩國？恐怕是兩岸統派一族一國的教條僵化到毫無空間，使他們不得不另尋民族認同造成的。
張亞中說李登輝總統主張一族兩國，其實張教授和他新黨的朋友也都曾在李之後公開提出同樣的看法主張東西德模式，這並不被北京接受，於是他一再修改，又提出了歐盟模式再到現在的一中三憲模式，想為分立的兩岸蓋個共同的屋頂，但都無法說服北京。一族兩國既不可能，台灣社會於是放棄了共同屋頂的追求，兩岸兩族認同便在年輕人中迅速成長了。
於是，在張亞中指出的令人驚訝不已的「危機」中，我們看到，若我們在意的真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是掌握國家機器的人的權威擴張的風光，那麼理性地看待兩岸兩國恐怕是必要的。
年青人憑著大人教他們的東西思考，透過電視去認識他們所處的台灣，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他們不能了解政治的複雜，“一族兩國”或“兩族兩國”會為他們帶來甚麼樣害處。喪失對整個中華民族與整個中國的認同，不僅可能會讓他們自我設限在大陸的參與及機會，更可能讓他們在台灣的生活有著不安的陰影。原因很簡單，當與他們年齡相近的對岸年青人是在“一族一國”的教育下長大，當核心信仰發生衝突時，會讓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產生芥蒂，也有可能讓他們彼此否定。
對中共和中國大陸客的反彈似乎也常被拿來當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下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