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銘圓日前證交所董事長薛琦公開倡言，為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做到全民監督以改善營運績效，目前是加速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好時機，並特別點名台灣菸酒公司是「很好推動民營化的標的」，因為該公司「有品牌、獲利穩定」而適合上市。薛琦的建議，僅從非常狹隘的財務操作眼光來了解國營事業的性質，不僅完全忽視了國營事業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任務，而且即使從純財務操作的角度來評估，也是難以成立的。首先，國營事業有其不可取代的政策任務性質，是政府治理整體社會時的必要政策工具，以全方位地來掌控社會問題，這包括了民生物價的調控、民眾穩定就業、食品安全等庶民經濟的基本問題。例如，近年來幾次蠢蠢欲動的民生物價全面飆漲的趨勢，首當其衝的就是這些眾多的弱勢家庭。這對於歷經長年薪資未調漲、工作不好找的民眾來說，這波尚未見頂的物價飛騰，無異於雪上加霜，日子怎麼過下去？因此一旦市場失靈無法調節物價大幅上升的趨勢時，政府理應有能來介入市場，以公權力與公共資源來補市場不足，以解決嚴重社經問題。例：在油電雙漲後，政府為了物價穩定，對民間企業只能以道德勸說和公開呼籲廠商暫勿調整售價等等，但其效果大家心知肚明。後來還是在國營事業全面配合下，如：台灣菸酒、台糖、台水等，因而止住民生用品物價全面上漲。與此相類似的，如台灣菸酒公司的料理米酒近年來價格能政策性地維持低廉，也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民生食品價格的穩定度。而且帶來了令人安心使用的米酒品質，幾乎禁絕了過去私、劣米酒充斥和造成中毒等駭人事件。這種穩定物價、維護食品安全的作法，民間企業又能做到多少？▲高雄市公車累積虧損超過新台幣200億元，平均每月虧約1億元；市府評估民營化有助於提高營運效率，並擺脫市庫包袱，圖攝於2012年10月10日。（圖文／中央社）這些例證反映了：台灣社會的基本需求，如水、電、糧食、教育、醫療到大眾交通，是不能放任地完全交由私人資本企業來經營，因為一旦這些社會基本需求與私人資本利潤有衝突時，被犧牲的就是民眾的權益和公共利益或國家稅收。如果這些攸關民眾基本需求的事物供應，乃是屬於社會共有而以國營事業的形式來運作，那麼，只要我們國家體制已是在民主監督下，有其民主政治來確保不會淪於政黨操控，這國營事業的客觀功能就是服務於公共利益的經濟活動。一旦市場失靈時，這些國營事業就會成為不可或缺的平穩物價、調節民生需求的機構。但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台糖與台灣菸酒公司都是當年將68家國營事業民營化過程中，目前僅餘的8家尚未私有化和財團化中的兩家國營事業。請問，萬一這幾家國營事業也被私有化和財團化，一昧追求私人資本經濟利益而棄社會責任、政府政策於不顧，這難道是證交所董事長薛琦所希望的？其次，所謂民營化（其實是私有化和財團化）就必然會有全民監督、提高績效，而目前的國營事業就沒有全民監督、績效不佳嗎？以台灣菸酒公司為例，歷年來的營運績效、考核成績都是模範生，這種連薛琦都稱道的營運績效正是在國營事業體制下完成的，兼具了政策工具、社會效益與純財務面的經濟實績，一旦轉為民營企業，即使能維持目前營運績效，但私有企業又如何繼續充任政府的政策工具、擔負社會安定、社會福利的任務呢？至於說全民監督，國營事業每年總預算、內部高階主責人士的調動，都須經立法院各立法委員們一一審查、核可，其營運管理亦須由政府相關主管單位（如行政院主計處、研考會、財政部或經濟部等），立法委員乃是由全民選出的民意代表，本身不是具有相單專業背景就是有堅實幕僚群來審核國營事業的運作，相對於一般股民，這難道不是更具專業水平、責任政治的全民監督嗎？一般國營事業在這內（行政體制管理機關）、外（立法院、輿論）監督與壓力下，難道不比民營企業更透明化、更公開化嗎？事實上，薛琦所謂的「民營化」一詞就有誤導之嫌。今日市場上有能力買下台灣菸酒公司、台糖公司等如此龐大產業者，不可能是一般小老百姓而是資金雄厚、壟斷市場的大財團、大資本家。所以倡言要將國營事業轉化為民營化，無異於是將本屬社會公共資源的國營事業整批成為大財團私營（pvivatization）的私人資產囊中物罷了！為了社會公共需求、為了社會整體利益，有些基本產業是不能以私人資本來操作營利的，而須交付於有公共監督、產權百分之百公有化的國營事業，這乃是當年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所揭示「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精髓，對照於今日實為顛仆不破的真理，身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薛先生難道忘記這基本道理嗎？綜上所述，我們堅決反對以民營化為幌子，來遂行私有化和財團化，讓全民資產淪為少數人手中，不但將國家資產轉手給財團，也讓國家稅收和人民健康受到嚴重侵蝕，更對不起這些堅守崗位為國家為公司付出的勞工、也扼殺了國營事業社會責任、政府政策執行任務的錯誤言論。（台灣菸酒公司工會聯合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