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懷鳴就在北北基為了明星高中是不是應該提高免試入學名額而爭論不休的時候，行政院主計處也在9月底公布了10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指出：國內前1／5高所得家庭的小孩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升至84％，創歷年最高，而後1／5家庭則停滯在58.8％；與97年相比，最高所得家庭子女受高等教育比率提升4.4個百分點，而所得最低的家庭卻降低6.9個百分點，顯示貧富之間的受教機會的差距正進一步擴大。此外，報告也指出，低收入家庭小孩讀公立大學的比率僅20％，遠低於全體平均的32％。事實上，這些年來，由於教育（不只高等教育）的公共化不足，台灣教育資源分配朝向富有者傾斜的現象正持續惡化，貧窮家庭子女所獲得的教育資源，愈來愈無法與富有家庭相比，這正是造成貧窮者陷入「貧窮循環」的重要原因。而這次，為了推動12年國教，國家每年將多調動200億的政府經費，與其說目的在提昇全民素質，不如說是透過資源重分配，以彌補弱勢者教育資源的巨大落差，進而有機會打破世代之間的「貧窮循環」；這恐怕才是12年國教更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使命。然而，自去年12年國教正式宣布以來，除了超額比序的問題之外，批評者最嚴厲的攻擊，莫過於「12年國教將摧毀台灣的菁英教育，國家競爭力賴以維持的人力資源不保，台灣將陷於萬劫不復」。讀來義正辭嚴，令人心驚。但真是如此嗎？公共教育應以人民需求為先首先，姑不論「12年國教將摧毀台灣的菁英教育」的立論是否站得住腳，「教育的目的在提昇國家競爭力」本身就是值得批判的命題；甚至，「教育能提昇國家競爭力」這個被大家普遍接受的信念，也已受到經濟學者的質疑（註）。事實上，近代公共教育的「人本派」與「國力派」，一直存在著激烈的鬥爭。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在他的教育名著《愛彌兒》中主張：教育的目的在於「讓人的善良本性能在自然環境下充分的發展」；大哲學家康德受到《愛彌兒》的啟發，也明白宣示：「人即目的，不是工具」；而近代的人本主義更是以「個人的自我實現」作為教育的核心目的。然而，工業革命和近代國家主義的興起，卻一再侵蝕這個信念，「個人是國家和經濟發展的工具」的想法不時主宰著公共教育的發展；因此，如果「菁英階層得到較多、較好的教育」有利於國家與經濟發展，又有什麼不對呢？所幸，由於上個世紀人權觀念的進步（「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宣言」及「國際兒童權利公約」陸續發表），使得「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的觀念，已逐漸被各國接納。2000年4月，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於《達喀爾行動綱領，全民教育：實現我們集體的承諾》（The 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 Education for All: Meeting Our Collective Commitments）文件中進一步揭櫫：「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也是有效參與21世紀迅速全球化的社會與經濟必不可少的手段。」此外，該文件也強調：「教育的發展應由菁英教育轉向全民教育，且應從基礎教育全民化邁向中等教育全民化。」因此，公共教育的使命在於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批評12年國教的人說「我不了解為什麼政府要說大家太想進入明星高中」，正是昧於政府的這項責任！），而「提昇國家競爭力」（如果真的有效的話）反而應該是次要的（或附帶的）目的！至於「12年國教將摧毀台灣的菁英教育」，批評者主要的論點在於：「菁英應該集中起來，接受菁英式的教育，使其能力更上層樓；而12年國教將非菁英也混入菁英學校，使得菁英教育無從實施。」例如，李家同教授在他的《我對12年國教的16點看法與7疑慮》便說：「大家對明星高中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建中如果厲害，就應該教會程度差的學生，這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台大電機系應該空出一些名額，讓其他大學程度非常落後的電機系學生也到台大電機系來上課，台大電機系能夠把他們教好嗎？」菁英主義的錯誤問題是，為什麼國家對他的人民這麼吝嗇，不肯好好栽培那些「程度並非非常落後的學生」，並拉那些「程度非常落後的學生」一把？如今，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公立大學學生佔全體不到3成，5年5百億頂尖大學的學生人數又更少；公立高中生僅佔5成，明星高中又更少），使眾多有潛力的青年無法透過教育獲得翻身的機會；更多學生則從小就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籤，不但其發展需求得不到重視，更是一生陷入「自信不足」的魔咒中。還有，是什麼教育原理說菁英非得按「三六九等」歸類後，才能教好他們？事實上，學習原理中的「表達式學習」，說的正是：透過同儕的教學互助（合作學習或小老師制），最能提高好學生的學習成果。而如今，台灣這種只重學業成就的菁英教育，又造就出什麼樣的菁英？君不見，因為激烈的升學競爭，已造就這些少數的勝利者從小養成偏狹的「菁英心態」，經常自以為是，又目中無人；這些人能不能對社會作出貢獻尚在未定之天，卻有許多已為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還記得那些「恐龍法官」和「恐龍醫生」吧！）▲2012年10月8日台北市教師會與多位台北市議員聯合召開記者會，表示「北基星方案」於法無據，違背12年國教精神，在未合法審定程序前，不該列入升學方式。（圖文／楊萬雲）反對12年國教者也提到「因材施教」。他們好心的說，是因為「他（程度不好的學生）在上課的時候一定跟不上，老師不可能特別照顧這些學生，……，其結果是，很多不夠聰明或者小學沒有唸好的（國中）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如同鴨子聽雷，完全不知其所云，老師放棄他們，他們也放棄自己。」（引自前述李家同文）但我們不禁要問，在能力分班的時代，那些在「後段班」（或「放牛班」）的孩子，又受到多好的待遇呢？或者目前，在篩選制度下，那些被迫落入「後段學校」的高中職學生，有受到國家更好的照顧嗎？或許，正如政治理論家赫緒曼（Albert Hirschman）所說，與改革人士相比較，反動派的政治修辭往往顯得更高明吧！？芬蘭在1970年之前，也是走「分流教育」的路；但在整個社會的重新反省和檢討後，達成了「建立全民平等教育」的共識；40年來，立場不曾改變。今天，舉世景仰的芬蘭教育卻告訴大家：「我們沒有菁英教育！」難道我們還不該覺醒嗎？（作者為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任，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註：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Ha Joon Chang）在他的《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博雅書屋，2012）中指出，一國的教育水準和該國的經濟成長之間，並無單純的關係存在；真正攸關國家榮景的，是國家動員個人組織高生產力企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