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侑學在許多最低工資的資料當中，鮮少觸及許多根本性的概念與問題，而是經常深陷於二元對立的無止境論辯，一方總是認為最低工資對於邊際就業有負面影響，一造則指出其有益於就業、降低貧窮以及薪資不均。最低工資是世界各國普遍施行的政策，因而問題通常不是來自於採行與否，反倒是「如何操作」與「調整水準」，才是核心的癥結點。對於最低工資的調整機制與指標運用的討論，將有助於我們對於最低工資的觀察與理解。■青年勞動95聯盟等勞工團體2011年8月10日赴行政院前抗議，要求勞委會將國定假日工資和平均3天的特休日折算至工資中，以調高基本時薪至112元，還給打工族被積欠的薪資。（圖文／楊萬雲）最低工資的調整機制首先，最低工資的調整機制在不同的國家呈現出相異的面貌，例如單獨由法律規定，或遵從薪資委員會決議，抑或是透過勞工法庭或法律授權團體協約的結果。但無論採取任一體系，納入利害關係人建立以共識為目的對話平台，仍是現階段的主流形式。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資料顯示，只有13％的國家是由國家單獨訂定最低工資，大約45％的國家都是諮詢或跟隨三方機制的建議，例如英國低工資委員會或南韓的最低工資會議，11％國家雖有社會對話的機制，但政府握有最終的決定權（與台灣相同），另外有16％與14％的國家分別將決定權全然交付給專殊化機制或團體協約。此外，多數國家的最低工資雖然一體適用於全體勞工，但仍有少數隨著區域或勞工類別而出現差異，例如英國、法國與中國（以省為單位）。但根據區域訂立不同的最低工資額度，事實上存在著挑戰與風險，除引發區域間的緊張關係、大規模的內部移工潮之外，企業亦可能往較低薪資的區域移動。調幅的參考指標目前常用的指標大致上為最低維生工資標準、最低工資相對於平均或中位數薪資比例，以及受最低工資影響的勞工數量與國家工資總支出的衝擊。在多數國家，最低工資的概念大抵與維生薪資相通，也就是保障勞工及其家人在合宜的生活水平之上。不過，實際上要定義、測量最低維生薪資都有著一定的難度，惟近來有學者嘗試列出計算公式：貧窮線×家戶等成人／家戶工作人口，第二位成人與孩童則分別計為0.7和0.5。但事實上，最低維生工資也招來許多批評，例如僅考慮勞工與其家庭的需求，卻完全忽略「經濟因素」，未顧及薪資水準與資本家的負擔能力。按照國際勞工組織所發佈的全球薪資報告，所挑選觀察的國家多數將最低工資設定在佔平均薪資35％至45％之間，因此進一步建議40％可作為調整時的參照點。另外少數國家選用中位數薪資的觀察指標，最低工資多半設定在50％到60％之間，譬如相對較低的英國大約為52％，而法國則佔61％；最後，一般在調整最低工資時，也會考量受影響勞工人數、工資總支出與物價，也就是計算受影響勞工人數，以及後續工資總支出的增加，並且評估調幅對於物價浮動的影響。從中不難發現，這些指標的應用不過是反映出對於最低工資的想法仍無法跳脫道德的思維，更是略過不提最低工資在經濟分配的角色。又例如利用最低工資／平均工資比例的指標，透露出的訊息其實是在衡量資本家的成本負擔，並且是認定處在最低工資水準的勞工，是資本主義下缺乏競爭力與生產力的勞工，所以必要拉出與一般標準工人的薪資差距；再說，當前多數勞工薪資停滯不前、薪資兩極化的狀況加劇，都讓該指標的參考價值褪色。我們不反對最低工資應該設定在合宜的範圍，避免可能出現的後遺症。但更重要的是，在尋找適當的參考指標時，現實環境與指標背後的意識型態，都該是一併思考的環節。（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8月8日勞工團體在勞委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前一天，聚集在勞委會前呼籲基本薪資應該調漲至2萬2千到2萬5千之間，並以行動劇演出目前過低的基本薪資讓勞工生活困苦，等於直接逼死勞工。（圖文／楊萬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