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電影」不死！精神永為流傳

80年代是台灣新電影熱鬧喧嘩、群蝶飛舞的十年，卻也是繁華落盡、土崩魚爛的十年。在社會條件逐漸成熟、政府緩步開放的文化政策，及新任中影總經理明驥勇於起用新人導演，讓台灣新電影開始受到關注；不過，當時「上級」干涉拍片、「舊勢力」不斷打壓的情況下，激起詹宏志帶領50位新電影導演共同簽署的「台灣新電影宣言」，力圖爭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 當時新電影在重視藝術風格與注重「作者論」的核心價值之下，當然不可能完全遵守傳統製片模式，或依「上級」指示拍攝影片；先不談票房是否受肯定，舊勢力不斷結合媒體甚至影評進行打擊，從「兒子的大玩偶」被黑函密告、「玉卿嫂」床戲電檢、「我這樣過了一生」停拍、「童年往事」引發金馬評審擁侯派與反侯派之爭。傷害新電影事件接連不斷地發生，他們甚至還把電影市場不景氣的責任，全推到新電影導演們身上；其實，台灣新電影在總拍片量及票房市場佔有率不過十分之一，若要把台灣電影整體的挫敗歸咎於「新電影」，這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因此，1987年2月由詹宏志草擬、50位新電影導演共同簽署「台灣新電影宣言」，包括楊德昌、侯孝賢、小野等人表達對當前電影環境的不滿，認為主要屬於商業活動的電影，自有經濟法則的支援與淘汰，無須其它力量干涉，力圖爭取「另一種電影」存在的空間；只是當時社會仍太過保守、既得利益者仍擁有絕大部分資源與權力、整體制度結構未能大幅變革，使得「台灣新電影宣言」未能廣泛地受到社會大眾熱烈迴響與接納。 一直等到侯孝賢《悲情城市》得到國際認可，鼓舞了所有台灣電影工作者，才讓觀眾重新思考起新電影的價值；90年代李安、蔡明亮等新導演屢獲國際獎項肯定，皆延續強調導演個人風格為主的「作者電影」，打響了台灣電影的名聲，亦連帶肯定了之前的「台灣新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