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好的量化研究除了提出數據之外，更應該解釋變數背後的社會脈絡，畢竟真實的社會並非概念中的市場模型，「以價制量」的經濟學原理在不同的國家可能會造成不同的效果，而發生關鍵作用的因素，往往是在自變項與應變項之外。例如：有實證研究指出，菸價調漲，可以減少合法菸品的銷售量，並且在國民所得較低的國家更為顯著，其間造成差異的關鍵，可能不是國民所得的高低，而是走私菸品的氾濫與否。從世界各國的實際經驗來看，菸價與走私菸品之間也確實呈現正比，是不可忽略的社會因素。
此外，「以價制量」是具有階級歧視性質的政策手段，應謹慎使用。台灣將近4百萬的吸菸人口中，有8成以上都是基層的藍領勞工，由於可以替代的嗜好品較少，藍領勞工對於菸品的「需求彈性」亦較小。換言之，「以價制量」的政策對藍領勞工的吸菸率影響不大，懲罰的性質反而較多；反之，有錢的人對菸品的「需求彈性」較大，菸價漲時可以輕易的換成其他嗜好品代替。
總之「以價制量」不該被當成萬靈丹，只要政府缺錢、健保虧損，就向吸菸者開刀，而且可能造成走私猖獗、懲罰窮人的副作用。況且，衛生署要調漲菸捐竟然完全沒有徵詢過吸菸者的意見，例如有吸菸者依法成立的社團法人，就應該被列為徵詢的對象，否則衛生署只是片面的聽取反菸團體的意見，嚴重違背民主強調利害關係人審議的原則。
事實上，有關菸捐調整的問題，像是董氏基金會這類反菸團體其實應該利迴避。因為菸捐有3％用於菸害防制，而董氏基金會投標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有關菸害防制的標案，得標率幾乎100％！以國健局2010年至2011年6月有關菸害防制的標案為例，董氏就囊括約2千萬元，還不包括其他專案補助。衛生署與其片面徵詢菸捐的得利者，再高舉「以價制量」的大旗對吸菸者開刀，不如回歸民主審議原則，問問吸菸者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