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刑事訴訟架構，主要由檢察官負責舉證被告犯罪事實，不過刑事訴訟法賦予法官為發現事實、維護公平正義，可以在審理期間依職權調查；但「維護公平正義」是否包括原本未發現、且不利被告的事證？法界有兩派學說，甲學說認為應包括，乙學說則反對。
根據最高法院刑事庭今天做出的決議，基於落實檢察官舉證，以及符合無罪推定等原則，法院就沒有依職權調查本應屬檢方舉證的義務，決議日後法院審理面臨依職權調查維護公平正義時，應採乙學說。
最高法院認為，「維護公平正義」應依目的性限縮解釋，也就是說，未來法官審案依職權進行調查時，應以對被告有利事項為限，不可包山包海；不利被告的事證，法官需曉諭檢察官聲請調查，或藉律師閱卷、陳述意見，強化控訴功能，以此達成維護公平正義。
一名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支持這項決議，他認為若檢察官起訴門檻低，只根據模稜兩可的事證就起訴被告，再讓法院「應依職權」調查案外對被告不利的證據，會使被告更易感到被打壓，也易造成檢方濫權起訴。
他說，檢察官有偵查輔助機關的龐大資源，就應負起完全的舉證責任，包含發現事實、舉出證據及說服責任；若案件在最初的偵查期間就查出事實，則院方辦案效率將提高。
民間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表示，這項決議是使刑事訴訟法從職權主義走向當事人主義的一步，將會提高檢察官起訴門檻，並減少案件發回機率及冤案產生；此外，也會讓法官單純只做「審判」工作，不用上山下海「窮盡調查之能事」調查證據，是值得鼓勵的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