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是西洋聖誕節，也是所謂中華民國的所謂行憲紀念日，這不是巧合，而是在1947年，當時的國民政府特別選在這一天開始進行所謂行憲的一個動作。但是好景不常，《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典與國民政府之間的蜜月期並不長久，才不過幾個月，到了1948年5月10日，這部憲法典便即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所取代，於是整個法律體制秩序進入了所謂「動員戡亂時期」，直至1991年5月1日。 所謂「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是人民的權利清單」等等我們今日覺得稀鬆平常的當然之理，在長達43年的動員戡亂時期當中，彷彿是空中樓閣般的不切實際。《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進行了一個凍結憲法的動作，凍結了憲法第39條「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以及凍結了憲法第43條「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為急速處分時，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令後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這兩個在憲政上具有重要關鍵性意義的條文，賦予總統只需有行政院會議決議的背書，便能一直戒嚴一直戒嚴一直戒嚴，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 由於不受憲法本文之限制，於是「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憲法原理徒具教科書意義，在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只要宣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便能將憲法權利清單進行一個「懸置」的動作，恣意決定權利清單的例外狀態，然後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權總統設立的「動員戡亂機構」實施限制人民憲法基本權利的戒嚴、實施人民活在恐懼當中的白色恐怖。 回顧中華民國戒嚴史，可以鑑往知來。我們首先能確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必要，其次則能夠體會諸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以及秘密通訊自由等「憲法權利清單」的實質保障得來不易。在1991年之後展開的七次修憲，每每僅聚焦於「中央政府體制」，雖然中華民國的國民們至少在紙面上獲得了「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憲法典，可以看到立法院監督行政院，但是卻從來沒有獲得一部新的「憲法權利清單」，例如憲法第10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憲法第14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以及憲法第15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等條文的文字與結構，率皆過度簡略，使得至今仍有廢除集遊惡法運動、苗栗大埔張藥房強拆案以及勞動部訴關廠工人案等重大人權案件。 人民對新憲法的期待，紛紛在318學運與九合一大選再度湧現，這是憲法改革的新契機。然而我們卻又看到，身負國民黨新共主期待的朱立倫所提出的新憲法想像，縱然也有公民權下修18歲的方案，但僅具裝飾點綴意義，其實滿滿都是透過內閣制成就自身登上總理寶座的一張升官圖。 基於國民主權原則，我們是國家的主人。身為國民的我們必須瞭解，並且必須堅持，真正的修憲、真正的新憲法，應該具有行憲的意義。「中央政府體制」是節制政治人物權力競逐的遊戲規則，雖然有其意義，但是「憲法權利清單」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契約書，這才是新憲法改造的重頭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