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新儒家的現代性任務

陳竹奇(作家,戰略研究學者)
《新唯識論》 是現代新儒家開山祖師 熊十力 的代表作,該書融合了中國傳統 儒家《易經》思想 與 印度佛學唯識宗,建立起一套獨特的現代形上學體系。全書最初於 1932 年以文言文出版,隨後在 1944 年改寫為語體文(白話文)版本,成為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最具原創性的著作之一。

成書背景與思想轉向
早年治學經歷。 熊十力早年曾任教於北京大學講授唯識學,因對傳統佛學義理產生懷疑,最終決定脫離佛家立場並回歸儒家本位。
雙重文本形式。 全書分為 文言文本(較簡潔精煉,側重破斥舊說)與 語體文本(內容大幅擴充,包含〈明宗〉、〈唯識〉、〈轉變〉、〈功能〉、〈成物〉、〈明心〉等篇章)。核心寫作目的。 作者旨在透過批判印度唯識學的理論局限,重新確立宇宙生生不息的本體價值。
核心哲學觀點
體用不二。 熊十力提出本體與現象不可分割的原則,認為宇宙本體(體)必須透過萬事萬物的變化(用)來顯現,反對佛家將本體視為寂靜不動的觀點。
翕闢成變。 本體的流行變化包含兩種相反相成的勢力,「翕」是凝聚成物質現象的趨勢,「闢」則是保持剛健主動的精神力量。
性智與量智。 知識分為兩類,「量智」是向外推求物理世界的科學與邏輯思維,「性智」則是向內反求、直接體認宇宙本體的道德直覺。
歸宗《大易》。 書中最終以《易經》「生生不息」的剛健精神取代佛教的「空寂」觀念,肯定現實人生與道德實踐的積極意義。
歷史地位與影響
引發佛儒大論戰。 該書出版後遭到歐陽竟無、呂澂等佛學大師的嚴厲批評,認為其誤解唯識學原意,進而引發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熊呂之爭」。
奠定新儒家根基。 熊十力透過此書建立了完整的「心學形上學」,直接啟發了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第二代新儒家學者。
牟宗三與康德「道德主體」的論述

核心觀點摘要
當代新儒家代表牟宗三與德國啟蒙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皆以「道德主體」(Moral Subject)為其哲學的核心,強調人之所以為人,在於具備自由與自律的能力。然而,兩者在對「理性與感性」、「智的直覺」以及「道德本體的存有論地位」之理解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
康德的道德主體論
理性的形式性與嚴格二分
康德嚴格區分了「現象界」(Phenomena,受因果律支配的感性世界)與「本體界」(Noumena,理性能夠企及的超感官世界)。在康德哲學中,人具備實踐理性,能為自己立法(自律,Autonomy),這條法就是「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
否定「智的直覺」
康德認為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Discursive reason),人沒有「智的直覺」(Intellectual intuition)來直觀本體。因此,自由(Freedom)對康德而言只是一個「設想」(Postulate)或實踐上的公設,而非人可以直觀把握到的實有體。
知情意與動機的純粹性
康德的道德主體必須排除感性慾望與自然情感的干擾,純粹出於「義務」而行動。感性(如喜怒哀樂)在康德眼中往往是道德的阻礙或需要被克制的對象。
牟宗三的道德主體論
承接儒家「心性合一」與良知坎陷
牟宗三借用康德的自律概念來重釋儒家的「良知」與「心性之學」,但他強烈批判康德將理性與感性、現象與本體作「二元斷裂」。
肯定人有「智的直覺」與「存有連續觀」
牟宗三認為,儒家的道德本心(良知)既是道德的判斷原則,也是踐履原則;良知本身就具備「智的直覺」,可以直接契入本體界。因此,在中國哲學(儒家)中,天理與人欲、本體與現象並非二元對立,而是「存有的連續」。
道德情感即「本體論的覺情」
相較於康德排除感性,牟宗三認為儒家的道德情感(如孟子的四端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並非外在於理性的雜多,而是本心自身發露的「本體論的覺情」,情理合一。
良知自我坎陷(曲通科學與民主)
牟宗三為了讓中國傳統也能開展出西方的「知性主體」(科學)與「政治主體」(民主),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說——認為至善圓滿的道德主體必須自我扭曲、自我壓抑(坎陷),自我轉化出知性,從而「內聖開出外王」。

唐君毅與黑格爾的哲學觀

唐君毅與黑格爾(G. W. F. Hegel)皆為哲學史上極具代表性的唯心論(觀念論)體系建構者,兩人均致力於透過宏大的哲學架構,將人類的文化、歷史與精神活動統攝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然而,由於分屬現代新儒家與德國古典哲學兩大傳統,兩者在精神本體的性質、理性的定位以及實踐途徑上存在根本差異。

兩者哲學觀的深度剖析
哲學起點:道德實踐與邏輯思辨的分野
唐君毅的「心靈」與「仁」:唐君毅繼承儒家心性之學,認為哲學的起點在於人當下的「道德自覺」。他在《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中指出,宇宙萬物的意義皆由主體心靈的「感通」所彰顯,真正的本體是能生發價值、具足仁愛的道德主體。
黑格爾的「精神」與「邏輯」:黑格爾從純粹的「存在」與概念邏輯出發。他認為宇宙的本質是一種客觀的理性結構(絕對精神),哲學的任務是用嚴密的邏輯概念去把握這個理性結構的自我發展過程。
系統建構:心靈九境與辯證法
唐君毅的「心靈九境」:唐君毅吸收了黑格爾的體系建構方法,將人類心靈的活動分為「客觀境」、「主觀境」與「超主客觀境」三大類、共九種境界。然而,他的九境並非純粹邏輯的推演,而是生命主體在面對存在、價值與超越界時,一步步「向內反省、向上超升」的修養歷程。
黑格爾的「辯證發展」:黑格爾認為事物內部皆包含矛盾,透過「正題—反題—合題」的否定之否定過程,概念不斷向更高層次推進。他的系統具有強烈的歷史決定論與邏輯必然性,一切階段都是通往「絕對知識」的必要環節。
宗教與終極關懷的定位
唐君毅的「人文宗教」:唐君毅主張儒家具有深厚的宗教性,但這種宗教性不依賴外在的人格神,而是建立在人對祖先、聖賢與天地萬物的「敬」與「愛」之上。最高境界是「天德流行境」,即道德與宗教的完全合一。
黑格爾的「哲學高於宗教」:在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三階段(藝術、宗教、哲學)中,宗教是透過「表象」與信仰來把握真理,仍帶有感性與外在性;唯有「哲學」能以純粹的概念形式把握絕對真理,因此哲學是精神發展的最高峰。
總結:儒家心性論對德國觀念論的「轉化」
唐君毅早年深受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影響,他借用了黑格爾「精神自我開展」與「建立宏大系統」的哲學方法,來重構中國哲學的體系。但唐君毅最終將黑格爾那種偏重「客觀理智思辨」的絕對精神,轉化為儒家偏重「主體道德實踐」的仁心本體,為現代新儒家開闢了一條融通中西的形上學道路。
新儒家的在地化實踐

程兆熊(1907–2001)是當代新儒家第二代中極具獨特性與實踐力的「經世派」代表人物。 他師承熊十力,並與錢穆、唐君毅共創香港新亞書院。相較於同代學者側重純粹哲學建構,他將儒家義理落實於農業科學、園藝美學與生活實踐中,成為連接「理論形上學」與「土地生命實踐」的橋樑。
新儒家譜系中的傳承地位
程兆熊在當代新儒家運動中扮演了「承上啟下」與「跨域拓荒」的關鍵角色,其地位可從以下三個維度定位:
師承熊十力與新亞創辦元老。 程兆熊早年親炙於新儒家開山宗師熊十力,深得心性之學真傳。1949年後,他與錢穆、唐君毅等人在香港共同籌辦新亞書院並擔任訓導長,直接參與了當代新儒家在港台保存文化命脈的核心建制工作。
復興「鵝湖精神」的現代推手。 他出身理學世家,抗戰後曾返鄉在江西鵝湖書院創辦信江農業專科學校。他畢生以重振宋代「鵝湖之會」的會通精神為職志,在台期間撰寫並出版《鵝湖書院叢書》,主張將儒學推向「第三期發展」,使其融入現代科學與國際社會。
補偏救弊的「實踐型儒者」。 學界過去常聚焦於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思辨哲學,使程兆熊一度成為「被遺忘的新儒家」。然而,他本身擁有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與凡爾賽園藝學院工程師學位,來台後更開創台灣高山溫帶果樹栽培(被譽為「台灣蘋果之父」),具體展現了儒家「內聖開出新外王」的實踐可能。
核心思想體系架構
程兆熊的思想不走純粹邏輯分析的學院派路線,而是以「生命整體」為出發點,融合儒、釋、道與現代農學。
性情之教與性靈文化。 他認為儒學的本質在於「性情」與「仁心」,主張以「性靈文化」對治現代工業與物質文明帶來的精神失根與異化。他強調學問不應只重知識才華,更要關注人的身心安頓,使個體生命與宇宙萬物合於性情之道,達至「天下歸仁」的境界。
安土敦乎仁的土地倫理。 結合《易經》「安土敦乎仁」的哲學與現代生態園藝,他提出獨特的農業哲學。他反對將土地視為純粹的工業生產工具,認為農業是「綜合生命產業」,主張透過「城市鄉村化」與園藝美學,重建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
三教會通與簡約工夫。 程兆熊早年熟識佛學大師歐陽竟無,深通禪學與道家思想。他以儒家義理為主幹,開放性地吸收佛家的悲願與道家的自然無為,並提倡「易簡工夫終久大」的生活哲學,主張在日常灑掃應對與農耕勞作中體證天道。
教化與國際社會關懷。 在《儒家教化與國際社會》等著作中,他探討儒家如何回應現代民主、科學與全球化挑戰。他主張透過文化教化與人格養成,讓傳統儒家的王道理想轉化為促進世界和平與人類共生的精神資源。
與同代新儒家大師的比較
為更清晰理解程兆熊的思想特色,以下將他與同屬第二代新儒家的唐君毅、牟宗三進行對照。

在當代新儒家的脈絡中,「第三期發展」(或稱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以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等為代表) 的核心任務,已從早期(第一、二代如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集中於「內聖如何開出新外王」(即在中國文化內部解決民主與科學的接軌問題),轉向全球化、跨文化對話與儒學的普世化。
具體而言,當代新儒家第三期的主要任務包括以下幾個。
推動儒學的「世界化」與跨文明對話
突破地域與文化藩籬: 將儒家心性之學推向西方及世界各大宗教與哲學傳統,不再只是「中國的哲學」,而是能與西方近代/後現代哲學、基督教、佛教等進行平等對話的世界哲學。
建立全球倫理: 針對當代世界面臨的生態危機、科技失控、精神空虛與人際疏離,發掘儒家「天人合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資源,構思一套具有普世意義的全球社會倫理。
倡導「文化中國」的理念
開闊華人文化主體性: 杜維明等人提出「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的概念,認為中國文化的承擔者不限於政治實體上的中國或單一地理區域,而是包容了台灣、香港、東南亞以及全球海外華人,甚至包含同情並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
由「內聖開新外王」轉向「體驗之學」與生命存養
深化現代性反思: 第二代大師(如牟宗三)主要在建構嚴密的哲學體系、對接康德哲學;而第三代學者更著重於將儒學視為一種具體的「體驗之學」 與生命實踐,強調現代人在浪遊與物化中的「德性自覺」與安身立命。
處理現代社會的新挑戰: 面臨全球化、市場資本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衝擊,重新闡釋儒家倫理在現代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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