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台灣封關民調變成認知作戰?誰在測量民意,誰又在刻意製造民意?

報新聞/鄒 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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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志中特稿)   從雙北選戰、民調認知作戰到政治信仰化,台灣民主正在面臨一場比選舉勝負更嚴峻的考驗?距離2026年11月28日九合一選舉投票日愈來愈近,2026年11月16日,多家民調機構陸續公布台北市長選舉封關前的最後調查結果,結果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選情圖像。TVBS民調顯示,蔣萬安以46%支持度領先沈伯洋的44%;ETtoday民調則是蔣萬安48.1%、沈伯洋42%,領先6.1個百分點。但另一份信民協會的民調卻顯示,沈伯洋以48.6%領先蔣萬安的33.8%,差距竟然還高達14.8個百分點?

同一天、同一場選舉、同樣面對台北市選民,民調結果卻出現如此巨大的落差。這不只是統計方法與抽樣結構的差異,更反映出台灣選舉目前已經進入一個真假民意交錯、政治訊息高度分裂的認知作戰新時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民調機構所呈現的,不只是候選人支持度的差異,也包括受訪者的政黨結構、投票意願、未表態比例,以及對候選人當選可能性的不同判斷。這些數字不能脫離調查方法,直接當成選舉結果的預告。根據中選會規定,2026年11月18日零時起至2026年11月28日投票時間截止,不得再發布選舉民調,2026年11月16日公布的調查屬於封關前最後一波。

雙北市選情因此出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民調愈多,社會未必愈接近真相;政治聲量愈大,民意也未必愈清晰。

然而,這場選舉真正值得關注的,已經不只是蔣萬安能否連任、國民黨能否守住雙北,或民進黨能否藉由沈伯洋的選戰操作突破既有政治版圖,而是台灣民主政治在直選三十年後,為什麼愈來愈容易陷入情緒動員、認知對立與社會撕裂?

當選舉從治理能力的競爭,轉變成政治信仰的對抗;當民調從測量民意的工具,變成製造勝選氣氛的宣傳素材;當不同立場的人民逐漸不再相信彼此,台灣所面臨的就不只是一次地方選舉,而是一場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壓力測試。

封關民調的懸念:支持度不等於得票率,真正決定勝負的是投票率

民調是民主社會觀察選情的重要工具,但民調從來不等於開票結果。選舉調查測量的是特定時間、特定抽樣條件下,受訪者表達的政治態度;選舉結果則是實際前往投票所投票的選民,經過投票行為所形成的集體選擇。兩者的統計母體並不完全相同。

這也是為什麼每逢選舉,經常出現民調領先者最後未能勝選,或者民調落後者在開票時逆轉的情況。除了抽樣誤差、未表態選民、調查方式、政黨認同與最後階段的選票流動之外,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關鍵變數:受訪者究竟會不會真正去投票?

假設一份民調顯示,甲候選人支持度45%,乙候選人40%,甲領先5個百分點。但進一步分析發現,甲的支持者只有70%表示一定會投票,乙的支持者卻有90%表示一定會投票。這時候,兩人的競爭態勢就可能與整體支持度呈現的結果不同。

這正是美國民調研究長期發展「可能投票者模型」(Likely Voter Model)的原因。可能投票者模型並非只問受訪者支持誰,而是進一步考量過去投票紀錄、政治關注程度、選舉參與經驗、投票準備情況及人口特徵,藉此估計哪些受訪者最可能真正出現在投票所。

當然,回答「一定會投票」不代表最後一定會投票,回答「可能不會投票」的人,也可能因為選舉議題或候選人而改變決定。因此,模型必須透過歷次選舉的實際投票資料持續校準,不能把口頭投票意願直接當成真實投票行為。

台灣民調機構其實應該進一步建立更完整的公布制度,至少要呈現三組數據:

第一,全體受訪者的候選人支持度,反映整體政治態度;

第二,表示一定會投票者的候選人支持度,觀察高投票意願族群的支持結構;

第三,透過投票意願、過去投票紀錄及人口特徵加權後,估計可能投票人口的支持度。

三組數字相互參照,才能讓社會理解民調支持度與實際投票結果之間可能存在的落差。

因此,雙北市選戰最後階段的關鍵,並不是哪一份民調領先幾個百分點,而是哪個陣營能夠把支持意向轉化為實際選票。對藍營而言,不能因為部分民調呈現領先就產生鬆懈心理;對綠營而言,也不能因為特定民調出現大幅領先,就誤以為勝選已經到手。民調雖然可以提供選情參考,卻不能代替選民投票。真正的勝負,永遠要等到選票開出來後才會知道。

當民調變成認知作戰:誰在測量民意,誰又在刻意製造民意?

比民調數字彼此矛盾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調逐漸被賦予超越統計工具的政治功能。民調原本是測量民意的科學方法,目的在於透過合理抽樣、問卷設計與統計分析,呈現特定時間的社會意見分布。但是在高度競爭的選舉中,民調也可能被政黨拿來塑造政治心理。一份民調如果顯示某候選人領先,支持者可能因此更加振奮;原本支持對手的選民,則可能產生失落與動搖。反過來說,如果某候選人突然出現大幅度逆轉,也可能形成所謂的西瓜效應,吸引尚未決定立場的選民重新評估選情。

民調因此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測量民意,另一方面也可能影響民意。這並不代表所有出現大幅領先的民調都是假民調,更不能因為調查結果不符合自身期待,就直接指控對方操弄數字。真正應該被公開檢驗的,是調查機構是否公開抽樣方法、調查時間、樣本結構、政黨傾向、未表態比例與統計誤差,以及不同民調之間是否具有可比較的條件。

以此次台北市長選舉為例,封關前民調的蔣萬安與沈伯洋支持度差距,從蔣萬安領先6.1個百分點,到沈伯洋領先14.8個百分點不等。調查方式、樣本結構與執行時間各不相同,不能只挑選有利於自己陣營的數字,便宣稱這就是全部民意。信民協會的14.8個百分點差距,必須與其調查方法、樣本結構及未表態比例一併呈現,不能直接認定某一候選人實際領先該幅度。

更令人憂心的是,認知作戰已經不再只是境外勢力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問題,也可能成為台灣國內政治競爭的操作模式。社群平台上,未經完整查證的貼文可能在數小時內被大量轉傳;即使事後證明內容有誤,最初形成的負面印象卻未必就能夠消除。這就是政治傳播中的「時間差紅利」。

當政治人物、名人與社群意見領袖都能透過一則貼文影響公共輿論,資訊查證就不應只是事後的補救措施,而應成為政治發言最基本的責任。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不能只在有利時接受社群聲量的加持,發生錯誤時卻以個人言論自由或與團隊無關為由刻意切割。民主社會可以容許不同的立場,卻不能讓不實的資訊成為沒有成本的政治武器。

台灣選舉失去候選人臉孔:地方治理為何淪為政黨對抗的附屬品?

此次九合一選舉另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地方選舉逐漸失去原本應有的地方性格。按照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縣市長選舉應該讓選民檢驗候選人的治理能力、行政經驗、城市願景與公共政策。台北市民應該關心交通建設、都市更新、住宅政策、社會福利、教育與產業發展;新北市民則應該檢視捷運建設、區域均衡、公共運輸、居住正義及地方財政。

但此次選戰的政治氛圍,卻讓地方治理議題逐漸被中央政治攻防取代。台北市長選舉尤其明顯。蔣萬安尋求連任,原本應該接受四年施政成績的檢驗;沈伯洋則應該提出完整的城市治理方案,說服選民相信自己具有管理首都的能力。

然而,隨著大型政治動員展開,選舉逐漸被賦予超越台北市政的政治意義。沈伯洋的候選人形象,從過去以兩岸議題、反滲透及國安論述為主要政治標誌,逐漸轉向城市治理與流行文化包裝;民進黨則藉由跨區域造勢與中央政治人物的參與,將台北市長選舉提升為全國性政治動員。

這種選戰策略未必沒有政治效果,但問題在於:當候選人變成政黨政治工程的一部分,城市本身就容易失去主體性。一場縣市首長選舉,本來應該比較兩位候選人對城市的理解,最後卻可能變成兩個政黨對國家路線的對抗。這也使得選民愈來愈難以透過政策內容評估候選人。

藍營支持者不願支持綠營候選人,綠營支持者也不願支持藍營候選人,中間選民則可能因為長期政治爭吵而選擇不表態,甚至降低投票意願。政治學所稱的政黨認同,原本是民主社會正常的政治現象,但當政黨認同完全壓過候選人評價與政策判斷,選舉就會逐漸退化成基本盤之間的動員競賽。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地方選舉也可能成為2028年總統大選的政治預演。政黨可以藉由這次選舉測試社群動員、議題設定、候選人包裝、民調操作及跨區域輔選的效果,並將相關經驗帶入下一次總統大選。但這種政治戰略如果只著重如何擊敗對手,卻沒有回答如何改善人民生活,最後受傷的仍然是地方自治與民主政治。台灣地方選舉不應成為總統大選的附屬品,更不能讓城市的未來被政黨的全國性政治盤算所綁架。

政治認同信仰化:當抗中保台變成政治競爭的唯一答案

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前提,是承認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認同。一個人可以支持民進黨,也可以支持國民黨或民眾黨;可以主張台灣獨立,也可以認同中華民國,或重視兩岸交流與和平。只要遵守民主憲政秩序,不同的政治主張都應該有公開辯論與和平競爭的空間。

然而,當政治認同逐漸被轉化成一套不可質疑的信仰體系,民主競爭便可能從政策分歧轉變成身分對抗。這就是所謂的「基本盤信仰化」。政黨支持者不再只是因為認同政策或肯定施政表現而支持某個政黨,而是把政黨、政治領袖與自己的身分認同、價值信念及情感歸屬緊密結合。支持政黨成為一種身分表態,批評政黨則被視為對個人的攻擊。更嚴重的是,政治立場不同的人,可能被視為道德上有問題,甚至被質疑是否忠誠於國家。

這種現象在台灣兩岸議題上尤其容易發生。「抗中保台」本身具有其國家安全與政治動員的背景,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壓力與國際局勢變化,確實需要維護民主制度、國家安全及人民生活方式。但是,國家安全不能成為所有公共政策的萬用答案,更不能成為排除不同政治意見的最高及唯一的道德標準。

台灣社會真正需要討論的,是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降低兩岸衝突風險,維持經濟發展,保障台灣人民生活,並爭取台灣更大的國際空間。如果所有不同意見都被簡化成親中、親共或反台灣,政治就不再是尋求公共利益的過程,而是忠誠度的競賽。

民主國家的總統,應該是全體人民的總統,而不只是特定政黨支持者的領袖。即使人民在選舉中支持不同政黨,即使國會與行政部門存在嚴重歧見,也不能因此把不同意見者排除在國家共同體之外。民主政治的價值,不在於所有人都必須同意執政者,而在於即使不同意執政者,人民仍然享有完整的政治權利。

當政治認同被信仰化,妥協容易被視為背叛,對話容易被視為通敵,政策討論也容易淪為道德審判。這種政治文化或許能夠鞏固基本盤,卻會不斷消耗社會信任。最終,政黨可能贏得選舉,卻失去團結社會的能力。

沉默螺旋與社會恐懼:聲音愈大,為什麼共識愈小?

德國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論」,對理解台灣當前的選舉政治具有重要啟示。這套理論指出,人們在表達意見時,往往會觀察周遭的意見氣候。如果認為自己的立場受到多數支持,就比較願意公開表達;如果感覺自己屬於少數,或是擔心受到排斥、孤立或批評時,就可能閉嘴選擇沉默。

在社群媒體時代,這種現象更加複雜。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容易讓使用者持續接觸符合既有立場的內容,政治立場相近的人彼此強化認知,形成高度同質化的資訊環境。具有衝突性、煽動性與情緒張力的內容,更容易獲得大量互動。於是,社會開始出現一種奇特的現象:政治聲量愈來愈大,真正願意參與公開與理性討論的人卻愈來愈少。

有人每天在社群平台表態、轉發、評論,甚至透過政治立場證明自己的價值;有人則選擇不說話、不按讚、不評論,連朋友間的政治話題都盡量避開。這兩種現象看似相反,卻可能共同造成民主社會的認知失真。前者讓政治聲量被誤認為社會共識,後者則讓不同意見逐漸從公共討論中消失。

問題在於,不發言不代表沒有意見,不按讚也不代表沒有立場。一個人可能不願意在網路上公開支持某位候選人,卻會在投票當天做出完全不同的選擇。一個家庭可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不願討論選舉,但不代表家庭成員彼此不再關心國家未來。因此,不能把社群平台的聲量直接等同於真實的民意,更不能把沒有反對的聲音當成所有人都已經同意。

沉默螺旋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是它可能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當不同意見者逐漸不願發言,原本聲量較大的立場就更容易被誤認為主流;當主流印象愈來愈強,其他人便更不願意表達不同的意見。久而久之,社會看似形成共識,實際上卻可能只是把分歧隱藏起來。

台灣民主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人民有不同的意見,而是人民開始害怕表達不同的意見。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應該容許人民批評總統、質疑行政院、監督立法院,也應該保障學者、媒體、專業人士及一般公民不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遭受不合理的網路霸凌。政治批評是民主的權利,但網路圍剿不是民主的替代品。司法追訴應該建立在具體的證據與法律要件之上,而不能讓人民產生因政治言論不同就可能遭到選擇性調查的恐懼。當政治攻防與司法公信力交互影響,社會就會逐漸失去對制度的信任。這種不信任一旦形成,即使選舉結束,也不會隨著開票結果而自然消失。

台灣文化認同與歷史記憶:民主能否容納不同的台灣認同?

政治信仰化的另一個深層問題,是台灣社會對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爭議。民主社會應該容納不同的國家認同,也應該尊重人民對歷史的不同理解。台灣的歷史既有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也有荷西時期、明鄭、清領、日本殖民、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及民主化以來的政治發展。這些歷史共同構成台灣社會複雜而多元的文化面貌。

台灣史當然值得獨立研究,台灣主體性也應該受到重視;但這不代表中國史、中華文化或中華民國歷史就必須被排除。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學生具有理解歷史的能力,而不是要求學生接受單一政治敘事。課綱改革可以討論,文言文比例可以調整,歷史教學也可以重新安排,但所有教育政策都應該回到學習成效、知識完整性及歷史理解能力的公開檢驗。

如果把不同歷史記憶簡化為政治正確與政治錯誤,甚至將文化傳承與政治忠誠直接畫上等號,就可能讓下一代失去理解彼此的共同語言。一個民主社會不應要求年輕人只能接受一種歷史觀,也不應要求人民只能擁有一種文化認同。

真正成熟的本土意識,不是排斥其他文化,而是有能力理解自身文化的來源、發展及其與世界的關係。真正的台灣主體性,也不應建立在否定其他歷史記憶的基礎上。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台灣正面臨複雜的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如果台灣人民連彼此的歷史記憶都無法尊重,又如何建立面對外部挑戰的社會韌性?

國家安全需要軍事力量、外交能力與經濟實力,但也更需要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任。而這種信任,不能靠不斷從內部製造敵人來維持。

直選三十年:台灣民主為什麼還會從權力競爭走向制度危機?

1996年,台灣完成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這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選舉,從政治權力集中走向人民直接授權,台灣經歷了長期的政治改革與社會努力。三十年來,台灣經歷多次政黨輪替,證明政權可以透過選票和平移轉。這是台灣民主最值得珍惜的成就。

然而,三十年後,我們也必須重新追問: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經從權力競爭的成熟,逐漸走向國家治理能力與制度信任的困境?

政治學者熊彼得曾將民主理解為政治人物透過競爭選票取得決策權力的制度方法。這種觀點提醒我們,選舉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程序,但有選舉不代表就能自動產生良好治理。英國政治學者克勞奇提出「後民主」概念,指出民主制度即使維持選舉與政治競爭,公共議程仍可能逐漸受到政治菁英、資本與傳播力量的影響。美國學者李維茲基與齊布拉特則提醒,民主制度不一定會突然因政變而崩潰,也可能在民選領袖透過合法程序逐步侵蝕制度制衡的過程中受到傷害。蒙克對非自由民主的討論,也指出多數決如果失去法治、權利保障及對少數群體的尊重,民主就可能走向另一種形式的權力集中。

這些理論放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環境中,值得深入思考。尤其2024年新國會成立以來,行政與立法部門在預算、法律及人事權等議題上的衝突不斷升高,朝野互信逐漸下降,政治對立也延伸到司法與憲政制度。行政權不能因為擁有總統直選的正當性,就認為可以忽略立法院的國會正常監督;立法院也不能因為掌握多數席次,就認為所有決定都不必接受憲法與程序正義的公開檢驗。行政權與立法權都具有民主的正當性,兩者之間的衝突必須透過憲政程序去解決。

真正的民主,不是要求其中一方完全服從另一方,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政治立場不同,也能讓制度持續運作的規則。因此,行政部門如何面對國會監督、立法院如何尊重憲法界線、司法機關如何維持獨立,以及人民如何透過合法程序監督政府,都是台灣民主下一階段必須正視的問題。

民主不能只有多數決,還必須有權力制衡;不能只有政治動員,還必須有程序正義;不能只有選舉勝負,還必須有對少數意見的保障。如果勝選被誤認為一切正當性的來源,政治人物便可能逐漸失去自我節制的能力。然而,多數決只能決定誰暫時取得執政權,不能決定歷史真假,更不能把不道德變成道德。選舉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起點,不是執政者可以無限制行使權力的至尊通行證。

台灣民主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場內戰,而是重新建立共同體

此次台灣九合一選舉,表面上是縣市長、議員與地方公職人員的競爭,實際上卻折射出台灣社會長期累積的政治問題。從封關民調的巨大落差,到社群平台的輿論對抗;從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到基本盤的信仰化;從沉默螺旋到歷史認同的爭議,台灣民主似乎愈來愈難以回到理性討論的軌道。

但我們不能因此認為民主制度已經失去價值。恰恰相反,正因為民主如此重要,才更需要在政治對立最嚴重的時候,重新思考民主的真正意義。

第一,民調必須回歸科學。民調機構應該公開調查方法、樣本結構及投票意願分析,讓社會能夠檢驗數據,而不是讓民調成為政黨製造勝選氣氛的工具。

第二,政治人物必須重新承擔公共責任。不論執政或在野,都不能以政治立場作為散布未經查證資訊的理由,更不能把網路霸凌當成政治動員的延伸。

第三,民主教育必須回到多元與包容。台灣可以有不同的歷史認同與文化選擇,但不能因為人民的認同不同,就否定彼此作為民主共同體成員的資格。

第四,行政、立法與司法必須重新建立制度互信。行政權要接受監督,立法權要尊重憲政程序,司法權則必須維持獨立與公正。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把制度當成打擊對手的工具。

第五,政黨必須重新重視中間選民與無黨派公民的聲音。民主政治不應只剩下基本盤的相互動員。真正決定國家方向的,應該是能夠獨立思考、檢驗政策、評估治理成果的人民。

尤其兩岸關係與美中競爭,更需要超越政黨利益的長期國家戰略。台灣必須維護民主自由,強化國防與國際合作,但也必須設法降低兩岸衝突風險,避免兩岸關係陷入無法逆轉的敵意螺旋。和平不是投降,對話也不是通敵;維護安全不代表放棄理性,堅持主權更不應成為拒絕政策辯論的理由。台灣需要的是一套能夠兼顧安全、民主、經濟與人民福祉的國家路線,而不是每逢選舉就重新製造一次敵我對立。

選舉可以決定誰執政,但不能決定誰才有資格當台灣人

2026年11月28日的選舉,無論最後由哪個政黨取得較大的勝利,都不應該成為台灣社會繼續撕裂的理由。如果國民黨勝選,不能因此把民進黨支持者排除在台灣政治共同體之外;如果民進黨勝選,也不能因此認為所有在野黨支持者都必須接受執政黨的政治路線。

民主政治最珍貴的地方,正是允許人民選擇不同的政府,也允許人民在下一次選舉中重新改變決定。政黨可以有堅定的政治信念,但不能要求人民把政黨當成政治信仰;選民可以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但不能把政治對手通通都視為敵人。

台灣就像一個共同生活的家,家人可以爭論,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也可以透過民主制度決定誰來管理公共事務,但不能因為一次選舉的輸贏,就否定彼此的歷史、文化與存在價值。

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台灣人民爭取的是自己決定國家未來的權利。三十年後,我們更應該明白,民主不只是讓台灣人民有權選擇政府,也應該讓台灣人民有權批評政府、反對政府,甚至在不認同執政者的情況下,仍然受到民主制度的平等保障。

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讓所有人都說出相同的話,而是讓不同的人能夠在不必恐懼、不必仇恨的環境中,共同決定國家的未來。

封關民調終究會成為歷史,候選人的勝負也會在開票後立即揭曉。但台灣民主能否從這場高度對立的選舉中重新找回理性、信任與包容,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

選舉可以決定誰來執政,卻不能決定誰才有資格當台灣人;政黨可以爭奪國家政治權力,卻不能把整個國家變成政黨的政治財產。

直選三十年後,台灣最需要的不是另一場沒有終點的民主內戰,而是一場重新學習尊重、理解與共同生活的民主重建。這才是台灣民主下一個三十年,真正不能迴避的考驗。